一、改革開放之前的利用外資工作

 

(一)建國前中國共産黨對利用外資的思考

 

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就意識到外資的重要性,並有意識地加以利用。

 

當時,國民黨對蘇區進行了多次圍剿。除了軍事進攻之外,國民黨政府還對各蘇區進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發展蘇區對外貿易,更好地建設根據地,1931年,蘇維埃政府宣佈允許外資企業在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其他各種條例的前提下,另定租借條約,繼續生産。[ 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55頁。]

 

抗戰時期,中國共産黨繼續堅持有效利用外部資源的思想和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但是這不是説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1頁。]他強調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設都是必要的,因此,必須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從多方面利用外資。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就規定:“歡迎海外人士及敵佔區同胞向根據地投資,發展生産事業”。[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98頁。]

 

與此同時,中國共産黨對於外資的投向領域抱謹慎態度,力圖將外資引導到更加有益的領域,避免其可能帶來的損害。

 

在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中共強調“政府將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的一切經濟命脈實行國有(租界、銀行、海關、航業、礦山、工廠等)”。[ 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55頁。]1940年,毛澤東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時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要求:“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但“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産,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8頁。]

 

對於外國貸款,中國共産黨認為“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於建設的外債”都是合法的,承認合法的外國貸款,但反對以政治目的為前提的外國貸款。毛澤東説:“我們堅決反對一切政治借款,或者用以製造內戰進攻紅軍的借款,以及一切不為中國大眾謀福利的借款。”[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83頁。]“我們將承認用於建設鐵路、電訊、無線電、航空線,發展工業和農業,救濟災荒等等的借款”,“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産能力——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94頁。]

 

總而言之,在新中國建立前的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就形成了比較豐富的利用外資的思想和政策。只是受制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這一時期利用外資的思想和政策還僅僅停留在理論上,但這些認識為解放後的利用外資實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奠定了基礎。

 

(二)建國以後的利用外資政策(1949-1966)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外部資金的利用總體上是採取一種積極謹慎的態度,既充分意識到利用外部資金的重要性,同時又謹慎避免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中指出:“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於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指出:“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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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七大做報告

 

1.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資金的政策

 

雖然毛澤東提出要同時利用兩個陣營的資金,但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資金是優先被考慮的。

 

(1)對蘇聯資金的利用

 

新中國成立僅兩個月,1949年12月初,毛澤東就親自訪問蘇聯,與蘇聯領導人商談政治經濟合作和引進蘇聯的資金技術,並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合作協定。從1950年至1955年,中國總共從蘇聯取得11筆貸款,總價值為12.74億新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利用蘇聯的貸款,中國購買到大量經濟建設所急需的物資與設備,最後落實引進了150多項工業建設項目,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解放前中國工業殘缺不全的狀況,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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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訪問蘇聯,在抵達莫斯科車站時,毛澤東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熱烈歡迎

 

利用蘇聯資金的另一種方式是創辦合資合股公司和合營企業。1950年3月27日,中蘇兩國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了《關於在新疆創辦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協定》、《關於在新疆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協定》和《關於創辦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協定》,産生了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資公司。

 

(2)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資金的利用

 

繼蘇聯之後,中國又于1951年與波蘭合資創辦了中波輪船股份公司,與捷克合資成立中捷國際海運股份公司。後來在中波輪船股份公司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具有遠洋能力的船隊,對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封鎖和擴大中國進出口業務發揮了巨大作用。

 

2.對華僑資本的政策

 

新中國建立後,黨中央對引進僑資是比較積極的。

 

1951年11月,政務院召開了華僑投資座談會,強調華僑投資應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國家對華僑投資基金採取保本保息的優惠政策,規定既可採取合作經營或公私合營的形式,也允許私人資本經營的存在。

 

1952年1月16日,中央又發出關於海外僑民工作的指示,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為盡可能地吸引華僑投資,華僑比較集中的廣東福建兩省又制定了照顧華僑投資人利益的若干具體規定。

 

在引進外資思想的指導和吸引僑資政策的引導下,華僑對祖國的投資比較踴躍。據估算,1955年引進華僑投資額比1951年增長了6倍,1956年則增長了10倍之多。從實際效果看,華僑投資的企業為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為外貿創匯以及日用品的供給都做出了很大貢獻。

 

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審議並批准了《華僑投資興辦學校辦法》和《華僑投資與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優待辦法》。

 

3.對資本主義國家資金的利用

 

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前後外資在華企業有1700多家,投資總額為8.6億美元。其中英資企業最多,有299家。美資企業次之,有212家。

 

根據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經濟發展情況,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外資企業先後採取了不同的政策。總起來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外資基本維持現狀。

 

從1949年至1950年秋。根據當時引進外資的思想和急需恢復生産的迫切要求,中國政府對外資採取了基本維持現狀的政策,即允許外資繼續存在,但對其進行合理的管理和監督。

 

1949年6月25日的《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申明:無論是私營或外商經營,只要嚴格遵守政府法令,對人民生活和生産事業作有益的貢獻,自當加以保護。《人民日報》1950年4月5日社論再次明確了這一點。

 

第二階段:從1950年底至1952年末,以美資為主要對象,開始清理一些外資在華企業。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1950年12月16日,美國宣佈將中國在美國管轄內的一切資産置於管制之下,並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對此中國政府採取了報復措施,于同月28日頒布關於管制美國財産,凍結美國存款的命令,對美國在華企業進行了軍事管制,防止其在我國境內從事經濟破壞和危害我國人民的利益。但是管制並不等於徵用和沒收,美資企業被管制後其資産和經營權仍屬於美國業主,允許它們中的大多數繼續進行正當的生産和經營活動。1952年7月5日,中國外交部就英國有關中英貿易問題的照會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政府願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貿易關係,一切遵守中國政府法令的外僑外商都可得到各級人民政府的保護。該聲明重申了中國政府對守法外資企業實行保護的政策,反映了新中國尊重外國在華企業的財産所有權和經營自主權的鄭重態度和鮮明立場。

 

第三階段:從1953年到1956年在華外資企業逐漸消失。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禁運在損害中國經濟的同時也損害了西方國家在華企業的利益,致使其經營出現困難,一部分在華企業破産。加上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採取的統購統銷政策,尤其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以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剩餘在華外資企業的經營受到較大限制,並逐漸開始收縮。到1956年底,美國在華産業得到全部清理,英國在華企業總資産的93.1%得到了清理。

 

4.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利用外資工作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遭遇到很大的困難,但是並未放棄利用外資的努力。

 

1959底至1961年初,毛澤東在兩次會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指出:“我們兩國關係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對我們兩國都有好處。”1961年2月,他在會見時任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抵抗聯盟主席密特朗時説:“中法雖然沒有外交關係,但是人民往來和貿易關係還是可以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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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在中南海會見日本恢復日中邦交國民議會議長久原房之助

 

1963年12月9日,朱德在和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薛暮橋的談話中指出:“自力更生不是説樣樣東西都要自己製造,和其他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貿易,更有利於自力更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第519頁。]次年1月他又在聽取彙報時指出:“從外國進口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不等於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們的東西我們用得上,我們的東西他們也用得上,這是雙方的需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第520頁。]

 

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加上六十年代初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有所緩和,中國政府開展了較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技術設備的實踐。由於當時建設資金匱乏,黨中央決定利用出口信貸和延期付款方式從西歐、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為冶金、石油、化工、機械、電子、輕工業等行業部門進口技術改造和填補生産技術部門缺乏的關鍵性技術。

 

1962年9月,經毛澤東批准,中國從日本進口了兩套維尼綸成套設備。1963年又先後從日本、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義大利等國引進石油化工技術方面的14個成套設備項目。在前兩次引進取得成功以後,黨和毛澤東對於引進外資有了一些更加積極的提法和表現。1963至1964年間,黨中央又先後批准了冶金、精密機械、電子工業等行業的100多個項目,向國外考察詢價和相機簽約。1964年1月,毛澤東提出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開礦辦廠,向他們學習技術,也可以讓華僑投資建廠。[ 《毛澤東思想研究》1987年第4期。]

 

《中法建交公報》發表後,毛澤東又在會見法國議員和義大利客人時表示,希望擴大與兩國的經濟往來。1965年4月13日,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央還同意了新技術進口小組關於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該報告提出,1965年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適應國內經濟形勢和建設的需要,更積極地展開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的工作。[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第202頁。]

 

到1966年文革開始以前,我國先後與日本、英國、法國、義大利、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等國家的廠商簽訂石油、化工、冶金、礦山、塑膠、汽車、液壓元件、電子、精密儀器等技術設備引進合同84項,總成交額為2.8億美元。其中成套設備合同56項,用匯2.6億美元,佔全部引進的90%以上。引進的這些設備範圍廣泛,從生産資料設備到消費品生産設備均有,但最主要的還是重型工業項目和重大技術裝備,其中鋼鐵工業佔31.7%,化學工業佔28.1%。在所引進的成套設備中,主要有從奧地利引進的純氧頂吹轉爐煉鋼設備,從聯邦德國引進的原油裂解裝置,從英國引進的晴綸生産設備和年産10萬噸的重油氣化制合成氨技術設備以及高壓聚乙烯,聚丙烯技術,硅半導體材料製造設備和技術等。這些技術和設備的引進與建設,對新中國工業技術改造和生産能力的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中國工業的發展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三)文革期間對外資的政策與利用

 

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走向國際社會及發揮更大影響創造了條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和《中美上海公報》發表,標誌著中美關係取得了突破性。不久,中日邦交實現了正常化。至1973年底,我國已經與大部分發達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對外關係的重大發展為中國開展對外經濟交流,引進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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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聯合國,喬冠華開懷大笑

 

 

1972年1月16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呈送《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向周恩來報送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套、化肥設備2套及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4億美元。1972年8月6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呈送《關於引進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1972年11月7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的《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23套化工設備。

 

1973年1月2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國務院業務組研究的意見,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後的對外引進項目進行總結和規劃,建議今後3-5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這被通稱為“43方案”,是繼“156項”後的首次大規模引進計劃,是打破“文革”時期閉關自守的重大突破。這次引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積累多年的“吃、穿、用”嚴重不足和工業化建設中能源、原材料供應嚴重短缺問題,即為緩解緊張的供求矛盾而進行引進。關於引進設備的資金,為擺脫外匯不足,報告提出擬採取分期付款方式,在設備交付後的8年中分期付清,按照年息6%計算,連本帶利合計金額52.22億美元。經過討論和修改,3月22日,國務院原則上批准了這個報告。方案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指導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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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視察“四三方案”項目進展

 

“43方案”帶動了中國外貿的發展。1973年對外貿易總額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是1970年的3.2倍。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騰飛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18四三方案的項目之一:雲天化建設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在促進對外資的利用方面做了突出的貢獻。為了恢復和發展被“四人幫”搞得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曾提出要“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擴大進出口、同外國簽訂長期合同、引進他們的技術裝備開採煤礦,用煤炭償付”的設想。

 

(四)文革之後的外資的政策與利用(1976-1978)

 

“文革“結束後,全黨全國上下要求大幹快上,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呼聲很高。

 

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當中,也急欲尋求新市場以擺脫困境。中國抓住機遇,以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為指導,廣泛開展外交工作,在引進外資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突破。

 

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規劃綱要(1976-1985)》基礎上,計委提出到2000年分三個階段打幾個大戰役,建設120個大項目,本世紀末主要工業産品産量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大規模建設規劃的主要手段引進外國資金和設備。

 

1978年2月16日,國家計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關於經濟計劃的《彙報要點》中,提出了從1977年到2000年的23年設想,並制定了保證設想實現的包括“整頓”、“加強科研和引進新技術”、“改進經濟管理體制”、“學會組織和管理現代化生産”等在內的15個重大政策和措施。《彙報要點》還提出了“有計劃地組織幹部到國外去考察”的任務。

 

從1978年初起,陸續派出了分別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領的多個考察團,到歐洲、日本、港澳等地訪問。回國後,1978年6月,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谷牧等人的彙報。谷牧彙報中國與國外先進水準有差距,應當利用當前國外資金過剩的有利時機,積極對外引進。對此,到會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紛紛表態支援。華國鋒當即拍板,由谷牧組織出幾條引進措施,到國務院務虛會上討論。[ 曹普:《谷牧與1978~1988年的中國對外開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35—41頁。]在7月6日—9月9日的國務院務虛會上,60多位部委領導參加並做彙報,討論對外引進議程。

 

22華國鋒做報告

 

1978年7月7日,華國鋒在全國財貿學大寨會議上指出為了發展生産力,要向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他在講話中提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正確利用價值規律,對於促進社會主義生産的發展,十分重要。不利用價值規律,違背這個規律,我們的經濟工作就不能正確有效地進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産生嚴重的浪費和虧損,破壞社會主義生産,要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王均偉:《爭鋒一從大躍進、洋躍進到軟著陸》,金城出版社,1998,第193頁。]1977年8月23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報告中專門論述發展生産力的重大意義,提出了“生産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鄧小平同志很重視引進外資,他與余秋裏、谷牧、康世恩談話時提出:同國外做生意搞大一點,搞它500億,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幹,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明年就開工。[曹普:《谷牧與1978~1988年的中國對外開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35—41頁。]

 

1978年對外引進的情況是:3月11日,國務院批准計委、建委等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年産鐵650萬噸、鋼670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0億元。3月20日。計委、建委下達《1978年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計劃》,批准用匯總額85.6億美元,當年成交額59.2億美元,當年用匯11.7億美元。計劃協議金額78億美元,簡稱“78億計劃”。

 

1978年12月15日,外貿部長李強在香港向世界公佈了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重大轉變。他説:“不久以前,我們在對外貿易上,還有兩個禁區。第一,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貸款不幹,只有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商業貸款。現在不是了。第二,外商在中國投資不幹。最近我們決定把這兩個禁區取消了,基本上國際貿易上慣例的做法都可以幹。

 

據統計,改革開放之前的近30年中,中國共利用外資144.9億美元。但是當時利用外資主要靠對方提供的出口信貸和延期付款,利率高,償還期短。同時,中國主要引進的是成套設備和國內急需的技術,建設週期長。資金上以短配長,風險大,成本高,效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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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