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開放後利用外資的起步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巡講話)

 

解放以後,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一直意識到外資的重要性。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7頁。]

 

36鄧小平親自起草的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提綱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也對中國利用外資的工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全面改革開放的準備工作

 

1、思想突破

 

1978年9月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制定了《1979、1980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提出實行“三個轉變”,要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的狀態,轉為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

 

1978年9月28日《人民日報》説:“我國還準備採取更加靈活的貿易方式和支付方式。”10月26日,鄧小平在訪問日本期間,指出“對日本政府給我們貸款這種形式,我們還沒有考慮,今後將研究這個問題。”[ 《鄧副總理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人民日報》197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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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鄧小平在日本答記者問

 

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討論經濟工作的務虛會。李先念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提出了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實行對外開放的思想主張。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央作為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的文件之一。[ 張樹軍、高新民主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第517頁。]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吸收外國資金技術等事宜。[ 中國共産黨紀實編纂委員會編著:《中國共産黨歷史紀實(1976-1992)》第9部(上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64頁。]

 

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會上討論並原則通過了《1979、1980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肯定了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的政策導向。從此,積極利用外資正式成為中國對外開放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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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同志與陳雲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1979年10月,鄧小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破壞得很厲害的國家,包括西歐、日本都是採用貸款的方式搞起來的,……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98-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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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2日至6月初,圖為谷牧一行到法國

 

當時的國際形勢也非常有利於中國引進外資。1978年谷牧同志訪歐期間,在看到我國與歐洲各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時,也感受到了所到各國官員和企業界人士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的強烈願望。當時的歐洲資本過剩,急於尋找出路。在與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見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説:“聽説你們要建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一些州長表示可以提供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貸款給中國。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表明,利用外資加速我國經濟建設是可能的。

 

1978年10月,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湯姆斯·墨菲率團訪華,建議以“合資經營”的方式引進汽車項目。鄧小平隨後作出了“合資經營可以辦”的批示,由此打開了中國合資經營的大門。[ 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第213頁。]

 

2、組織保障

 

為了更好地保障對外資的引進和利用,中國政府在機構設置上進行一系列的安排與調整。

 

1979年8月,為加強對利用外資工作統一領導和管理,決定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作為中國利用外資的歸口管理單位,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主任。

 

1982年3月,五屆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將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合併為對外經濟貿易部。對外經濟貿易部作為中國利用外資的歸口管理機構,下設外國貸款管理局和外國投資管理局,分別主管外國政府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國外借款的外匯登記和債務償還由國家外匯管理總局負責統一管理。

 

1986年,國務院又成立外國投資工作領導小組,吸引外商投資的綜合管理工作由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外經貿部分工負責。

 

為了更好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保護外資企業在華的合法權益,溝通政府和外資企業資訊,傳送政府政策,反映外資企業的訴求,加強外商企業的行業自律,1987年11月,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成立了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該協會由外資企業自願參加成為會員,是企業社團組織。協會設立理事會、常務理事會,會員大會決定協會重大事項,理事會決定協會常務工作,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主要是外資企業在華負責人。各省市也在地方相應成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為本地會員服務,並成為各級政府與外資企業的溝通橋梁。

 

外資協會工作得到了政府和各級領導的重視和支援。

 

3.開放步驟

 

1983年5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利用外資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實行開放政策以來利用外資的初步經驗,研究了進一步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

 

同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利用外資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對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要把利用外資作為發展經濟的一個長期方針;要盡可能多吸收一些直接投資,以加快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開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應以生産性項目為主,以吸收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出發點;為鼓勵外商來華投資,要保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在中國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充分行使自主權,進一步實施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

 

1985年5月,國務院召開部分省市、經濟特區和有關部門參加的第二次全國利用外資工作會議。會議著重研究吸收外商投資的有關情況和問題,並就投資方向、加強管理、外匯平衡,減免稅收、勞動管理、物資供應、産品作價等問題進行了深人的討論。

 

1986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對外經濟貿易部、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共同上報的《關於加強吸收外商投資工作的報告》,指出在新形勢下必須加強對外商投資的管理。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進一步肯定了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方針。十三大報告指出“對於國外資金的利用,要根據償還能力和國內資金、物資配套能力,保持適當的規模和合理的結構,大力提高外資使用的綜合經濟效益。要進一步健全涉外經濟立法,落實優惠政策,改善投資環境,使外國企業家能夠按照國際慣例在中國經營企業,以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

 

1988年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進一步指出,“重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力發展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注重利用現有企業同外商進行合作,加快技術改造的步伐。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辦事效率,保障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使外商能夠按照國際通行方式在中國投資和經營。”

 

1990年,中共中央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進一步指出,“繼續採取多種形式,吸收外商投資。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按照産業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多辦一些出口創匯型、技術先進型項目,注意把吸收外商投資與加快企業技術改造結合起來。嚴格執行國家統一頒布的鼓勵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制止違反國家規定變相公佈優惠措施的做法。對外商投資企業,既要保護其合法經營和權益又要依法加強必要的監督管理,改進和加強對利用外資的規劃和指導,重視利用外資項目的效益。”

 

(二)利用外資的立法和政策的出臺與調整

 

這一時期的改革開放具有一個典型的特徵:重視立法。從而使改革開放建立在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之上。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眾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強調,應該集中力量制定一批法律,包括外國人投資法等。同時指出,“現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夠,因此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

 

1979年7月8日,中國第一部外商投資法《中華入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實施。這是中國第一部規範的涉外經濟法律,是在鄧小平親自過問、彭真親自主持下制定的,標誌著中國外資立法的開端。該法參考了30多個國家的有關法律,廣泛聽取國內經濟部門、研究機構和法律專家的意見,集思廣益,在半年內就完成了起草工作。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要求,法律條文規定比較原則,全文共15條,2000余字。它以法律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歡迎外商來華投資舉辦合營企業。

 

1980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登記管理辦法》等。

 

1982年4月,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把中國吸收外國投資的政策寫入憲法修正草案。同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全面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通過。這就從根本法上確立了外商投資在中國的法律地位。

 

1983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1984年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等法規,加入了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和保護工業産權的巴黎公約。並與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芬蘭、挪威等國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和美國、法國、英國等國簽訂了避免雙重徵稅的協定。這些有關外資的法律法規的頒布為外資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

 

1986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和《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改善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産條件。《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標誌著草創投資環境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中國的外資政策從此進入了根據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有重點、有計劃地吸收外資,合理引導外資流向,積極調整外資結構的初級發展階段。

 

總而言之,1979-1991年間,中國的涉外經濟立法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僅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法規就超過200多個,再加上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的規章等,初步形成了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企業法》為基礎,以相關部門經濟法和民商法為配套,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立法為補充的體系完備的吸收外資法律體系。

 

(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政策

 

為了鼓勵外商來華投資,提供先進技術,更好地促進中國發展,中國政府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制定了一系列具體規定和優惠措施。

 

1、稅收優惠

 

由於中國多年封閉等原因,改革開放後外商對我國的投資環境不熟悉,對我國的外資政策心存疑慮。為了克服疑慮,積極引進外資,這一時期的外資政策不得不提供“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且優惠水準比較高。

 

1979-1983年,合營企業所得稅率一般是33%,同時給予一年免征所得稅、二年減半的優惠。1991年4月通過的《中華入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明確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率一般為33%,設在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和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生産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的生産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24%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於生産性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10年以上的,實施“兩免三減”政策,即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在工商統一稅和關稅方面,外商投資企業享受遠高於國內企業的減免稅優惠,在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以及出口産品時,還享受免稅待遇。同時國家還給予外資企業外貿進出口自營權、報關權等權利,以及比國內企業多得多的經營自主權。

 

2、放寬審批許可權

 

1979-1983年,對外商投資項目的控制比較嚴格。最初兩年,所有的項目都要上報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批准。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將一部分項目委託給省市政府批准,但一般3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還要到中央政府來審批,地方政府的審批許可權十分有限。經過1983年、1985年、1988年幾次調整,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地方政府自行審批外商投資的自主權。凡符合國家鼓勵投資的生産性項目,建設和生産經營條件以及外匯收支不需要國家平衡,産品不涉及配額、許可證的,廣西、廣東、海南、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河北、北京、遼寧11個省、市和4個經濟特區地方政府的自行審批權為投資總額3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其他省、市和中央部委的審批許可權為1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

 

在逐步下放外資審批許可權的同時,外資審批手續也得以簡化。各地努力改善了吸收外商投資的軟環境,有的成立聯合辦公審批機構,實行一個窗口對外,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許多地方還成立了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外商投資企業服務中心等機構,積極為外商投資企業服務,幫助它們協調解決生産經營中遇到的困難。

 

3、引導資本投向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利用外資是以重工業優先為導向的,資金週轉慢,效益相對不是很好。1979年1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國家工商界領導入時説:“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商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採用償還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週轉快的行業做起,當然,利用外資一定要考慮償還能力。”

 

根據鄧小平同志積極擴大引進外資的指示,1979年9月中國簽訂了第一家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協議。1979年12月,日本政府承諾為中國六個大型項目的建設提供長期低息貸款。1980年4月,中日兩國政府簽訂了500億日元的貸款協定,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同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政府間貸款協定。

 

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中港合資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1980年5月1日,時任外資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為這家編號為“0001”的合資企業掛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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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隨後,北京建國飯店、長城飯店、北京迅達電梯公司、天津王朝葡萄酒公司等一批外商投資企業相繼成立。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投資企業主要投資于非生産性項目,對提升中國的生産水準幫助有限。1986年以後,為優化投資結構,對資本投向進行了引導。

 

1986年4月,六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中要求:“要加強利用外資的綜合平衡,正確引導利用外資的使用方向,大力提高經濟效益。”1987年12月,頒布《指導吸收外商投資方向暫時規定》,促進了外商投資産業結構的改善。1989年3月公佈了《國務院善於當前産業政策要點的決定》,提出外商投資審查標準。鼓勵外商投資的領域主要包括:農業開發、能源、交通基礎工業、基礎設施、緊缺的原材料、先進技術、改進産品性能、降低消耗、增加生産能力、提高經濟效益、擴大産品外銷、增加出口創匯、填補空白緊缺、適應市場需求、主要原材料進口、産品全部或大部出口的項目。

 

此後,生産性企業發展較快,1989年外商投資企業中生産型企業佔項目總數的93%,1990佔93.7%。與此同時,生産性企業內部結構得到改善,先進技術企業和産品出口企業有了較大幅度增長,大型企業有所增加。

 

(三)利用外資工作的推進

 

在各種內外有利條件的支援下,這一階段中國利用外資進展很快。13年當中,外資規模不斷擴大,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1、吸引外資的成績

 

大量的外資為中國基本建設開闢了新的籌措資金渠道。

 

從1979年開始,中國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基本不借外債的情況,根據實際需要和可能,相繼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和國際金融公司的代表權並吸收了一批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外國政府或民間貸款,接受了一些無償援助和贈送項目。1978-1991年,中國使用國外多邊及雙邊貸款(含國外商業信貸)共計525億美元,批准外商投資企業42503家,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250.6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約佔總數的90%。外商投資工業生産領域居多,約佔協議金額的60%。

 

外商直接投資為中國基本建設開闢了新的籌措資金渠道,僅1989年,中國實際使用33.93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産投資總額的10.5%。到了1991年,這一比重上升到15%。在一些沿海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例如,1991年福建、北京新增工業産值的55%和60%來自於外商投資企業。

 

1991年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金額17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7.6%;實際使用外資113億美元,增長9.6%。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金額111億美元,實際投資40億美元,分別增長67.6%和13.8%。截至1991年末,在我國註冊的“三資”企業37215個;註冊資金460億美元,其中外商投資262億美元。[ 見《199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1991年年底,已開業投産的外商投資企業共20732家,工業産值1200億元,佔當年全國工業總産值的4.4%。對外開放後,廣東省在“六五”、“七五”兩個五年計劃期內,引進的外資分別佔這兩個時期工農業總産值的14.98%和22.3%,國民生産總值的21.03%和37.96%。1990年,外商投資企業固定資産佔深圳全市的50%,其工業産值佔全市的66.3%。

 

1978-1991年間,外資規模不斷擴大,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的國民經濟騰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

 

隨著大批外商投資企業開業投産,上繳國家財政的各項收入不斷增長,1990年達到78億元,比1989年增長56%。有9個省市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財政收入在1億元以上。1991年又有較大幅度增長,如上海為9.3億元,廣東為19.2億元。1991年,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的國家涉外稅收增長幅度超過40%,達68.6億元(不包括關稅)。連同土地使用費等收入,來源於外商投資企業的國家財政收入超過100億元。

 

1991年外商投資企業實現生産總值137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75%;直接出口額達到120.4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4.3%,佔全國外貿出口總額的16.7%;交納稅金(不包括關稅)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2.3%。在深圳特區,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佔全市出口總額的78.3%,其出口産值佔工業總産值的75.6%。在全市出口創匯300萬美元以上的79家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佔90%。[ 中國對外貿易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第50頁。]

 

3、引進先進技術促進産業結構調整

 

自1979年開始,我國技術引進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通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了一批先進實用的技術和設備,填補了一些技術空白,加強了老企業的技術改造。這一時期主要以軟技術引進為主,以許可證貿易等軟體技術為主的引進比70年代有了明顯的增加。據統計,1980~1990年,簽訂了4000多項技術引進合同。從1975~1990年,我國累計軟體引進2027項,支付外匯33.223億美元,其中許可證貿易1668項,技術服務諮詢359項。[ 夏國藩:《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航空工業出版社,1993,第275頁。]在1980~1989年間,許可證貿易、顧問諮詢、技術服務、合作生産等軟體技術合同的金額約佔全部引進合同的21%,比重擴大了13倍。尤其是1981~1987年成為了我國技術引進的黃金時期,國家在技術引進中重點抓了“3000項計劃”和“12條龍計劃”。“3000項計劃”是指國家在1983~1985年使用30億美元重點引進3000項先進技術,以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12條龍計劃”是指國家在1986年制定計劃,組織科研單位、企業、大學共同合作,重點對12個重大項目進行消化、吸收。這兩項措施使我國的整體技術水準邁上了更高的臺階。

 

1978-1991年間,通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了一批先進實用的技術和設備,填補了一些技術空白,加快了老企業的技術改造。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準起點較高,適用性強,投産速度快,很快就能形成生産能力,同時也推動了相關行業的技術進步。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北京吉普車公司、廣州標誌汽車公司、武漢神龍汽車公司、長春高爾夫汽車公司等合資企業的建立,是中國轎車工業的發展有了良好的開端。上海的單克隆抗體抗癌藥物、廣州的入工心臟瓣膜、青島的膜壓鐳射全息圖片等項目,都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準,填補了中國的技術空白,並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4、引進了管理經驗,增加了勞動就業

 

利用外資是一種系統引進,除了物質資本,還可以引進先進技術、人才、科學管理、現代市場機制、國際銷售渠道等重要發展要素,這些是內資和外債所無法替代的。

 

通過外商投資企業引進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國內的整體經營管理水準和勞動生産率大大提高。例如,在外資企業帶動下,中國各地旅遊賓館及服務行業管理水準有了很大提高,有的已經達到了國際一流水準。

 

1991年,各類外資企業直接吸納正式就業人口280萬人,在相當大程度上緩解了大批城市待業入口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外商投資企業培養的大批高技術人才,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産業升級做出了積極貢獻。[ 石廣生:《中國對外貿易改革和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13。]

 

5、全面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979 年底,中央先後批准廣東和福建兩省率先實施對外開放,給予他們在對外開放中更為靈活的自主權和優惠政策。1980年設立深圳經濟特區,並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在 1984 和 1985 年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我國的沿海城市,這些城市包括上海、天津等 14 個沿海港口和城市,並將長三角、珠三角和等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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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79年11月,習仲勳訪問澳大利亞時與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長蘭恩(右一)簽訂有關協議

 

1986年7月我國正式申請加入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組織,向國內外表明瞭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意圖。

 

到 1988 年中央又決定將沿海經濟開放區擴展到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及其他沿海地區。並批准設立的海南省,在海南省建立海南經濟特區,1990 年我國又決定開放和開放上海浦東新區,在以上的這些地區,我國給予外商投資以特殊優惠政策。逐步構建起“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開放區——內地”的梯度式開放格局。

 

截至1991年年底,已開業投産的外商投資企業共20732家,工業産值1200億元,佔當年全國工業總産值的4.4%。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外商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作用。外商投資企業還加深了大陸與港澳臺經濟的聯繫,對促進港澳社會和經濟穩定發展,推進海峽兩岸交流與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一時期,雖然中國政府給予外資以較大優惠。但是,出於謹慎的態度,外商並沒有因此而進行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所以,這一時期,我國利用外資的形式仍以借款為主。 1979-1991 的這十三年中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總額811.56億 美元,其中525.61 億美元是對外借款,佔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64.77%。外商直接投資250.57 億美元,所佔比重僅為 30.88%。在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中,又以合作經營方式為主,合資經營次之,獨資經營所佔比重很小。[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2007),中經網數據庫。]

 

(五)利用外資中存在的問題

 

這一時期利用外資總的來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存若干問題:

 

1.引資政策中重數量輕品質。

 

引進外資之初,由於缺乏經驗,加上指導思想存在偏差,導致最初引資政策的執行和評價都是以吸引外資的數量和規模為標準的,因而造成地方政府和部門在引資過程中“重數量輕品質”,唯數量論,不計成本的盲目招商引資,片面追求引進外資的數量,而不注重對引進外資的行業選擇,[ 熊瓊:《當前中國利用外資政策存在的問題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7年第2期,第69頁。]造成外商投資的效益短期化,投資的技術含量不高。我國早期引進的外資中,來自港澳臺地區的資金佔58.3%,[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07),中經網數據計算所得。]中小資本居多,引進技術設備多為適用技術,先進技術較少,大項目不多,技術外溢作用不夠突出,對當地經濟發展的競爭力提升不足。總體上,當時我國實施的“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我國企業對國外技術産生一定的依賴性,形成了引進——落後——再引進的惡性迴圈狀況。

 

2.外資投向的産業分佈和地區分佈不合理。

 

這一時期外資在我國的産業投向分佈極不均衡,偏重服務業和房地産業。開放初期,由於需要迅速吸收外資,加之各種導向手段有限,外資便主要流入當時一些盈利較高的部門、旅遊賓館等第三産業和簡易加工裝配業,技術水準低。1984年,第三産業吸收外資合同總額、實際總額分別佔外資的84.0%和72.6%。第三産業中又以旅遊賓館和娛樂設施等房地産項目為主,佔一半以上。1990年外商投資工業産值在我國工業總産值中的比重只有2.28%。[ 數據來源:國研網2008年11月。]這種狀況是符合開始引進外資的初衷的,[ 1979年1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國家工商界領導入時説:“……吸收外資……先選擇資金週轉快的行業做起,……”]但是長久以往會損害國家的産業基礎,所以需要不斷調整相關政策。

 

同時,在我國實施梯度發展的經濟戰略下,東部沿海地區吸引外資的數量遠遠高於中西部地區,到2005年我國東部沿海10個省市的外資投資額佔全國總投資額的近89%,2006年這一比例也高達84%,而同期中西部地區的外資投資額不足20%。進一步加大了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

 

3.外資優惠政策與公平競爭的市場運作機制不協調

 

為了促進對外資的吸引,這一時期給予了外資若干優惠政策,如稅收優惠、外匯政策優惠、價格優惠和生産經營管理方面的優惠等等。對外資的優惠政策極大地激勵了外商的投資,這符合當時中國亟需發展資金的現實情況,也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但是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原來的優惠政策在整個改革和市場經濟體系中逐漸顯示出不適應,妨礙了市場公平競爭的運作機制,形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當然,在發展當中,中國政府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了相關政策,在整體上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兼顧了外資與內資之間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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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