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制度的建立

 

1953年建立的統購統銷制度,對此後中國農産品的生産和流通體制産生了深遠影響,而且成為計劃經濟體制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和特徵。它與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以及對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被並稱為新中國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戰役”。

 

一、統銷制度建立的時代背景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央政府並沒有取消農産品自由市場,徵收公糧和市場收購是政府獲取糧食的兩個重要渠道。然而,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國家所能掌握的糧食與其必須負擔的城鄉糧食供應之間産生了越來越大的缺口。

 

建國初期,鋻於各方面對徵收農業稅有不少批評,中央曾明確指出:今後國家實行“少徵多購”的方針,公糧徵收數目穩定在1952年的水準上。這樣一來,通過增加農業稅來增加商品糧收入的道路就堵死了。既然靠市場無法收購到足夠的糧食,就不得不另辟蹊徑,採取新的購糧辦法和新的糧食供應辦法。

 

隨著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開展,國家招收了兩千多萬農村青壯年到城鎮工作。他們消費的糧食差不多和當時五千萬城市人口的消費量相等。到1953年,城鎮人口已佔全國人口的13.3%,即達7826萬。而1953年農村裏吃商品糧的人口也達到了1億。因此,儘管1952年糧食獲得了大豐收,但1953年糧食供銷緊張狀況卻未見緩和。

 

由於在當時情況下,僅靠工業部門自身積累來籌措發展資金還遠遠不夠,農業還承擔著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任務。農副産品是當時主要的出口創匯商品。因此,為了保證工業化建設的順利進行,農副産品出口數量不但不能減少,而且還要有所增加。

 

土地改革以後,我國的糧食産量雖有大幅度提高,但隨著農民生活的改善,增産的糧食相當一部分被農民自己消費了。據統計,1949年農村每人平均消費糧食370斤,到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相比,每個農村人口多消耗糧食70斤,加起來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另外,人口的增長也消耗了一部分增産的糧食。

 

由於建國初期糧食等農副産品的供求主要是靠市場自發調節的,供給者是上億分散的單個農戶,購買者是國營公司、合作社和私商。統購統銷前,農民賣糧和私商買糧的自由度都很大。因此,當1953年糧食市場需求明顯大於供給時,農民出現惜售心理,持糧以待高價,國家無法按合理價格收購到大量糧食。而與此同時,私商見有利可圖便大量搶購、囤積。另外,一部分城鎮居民見糧食供應緊張和價格看漲,自然也就要增加儲存。這樣一來,人為因素也加劇了糧食市場的緊張局面。

 

1953年全國糧食豐收,但局部地區存在災害,東北的災情很重。為賑濟災民,國家必須撥出大量商品糧。以致和原計劃相比,全國糧食差額缺口達87億斤,這也造成了糧食市場的供求關係緊張。

 

以上這些因素,造成了1953年糧食等農副産品市場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面,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但會威脅城鎮居民生活,而且會引起物價全面上漲,進而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當時主管糧食工作的陳雲同志對此作了深人分析:“若干消費品供不應求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人民購買力增長的速度日益超過這些消費品生産增長的速度。這些消費品的産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購買力增加得更快……”

 

二、統購統銷政策出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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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心的國營南市區第72號糧店門口,人們耐心地排隊領取每月口糧。

 

1953 年春,局部地方出現自然災害。到1953年秋,農民惜售備荒不願將糧食出售,無論是賣給國家還是私人糧商,致使國家糧食購少銷多的局面惡化。糧食供求狀況很緊張,食油、肉類在許多地方也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禁止糧食自由買賣,國家完全控制糧食市場,也難以從農民手中購得足夠的糧食,因為農民根本不願賣糧。面對嚴重的糧食供求矛盾,毛澤東要求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迅速拿出具體辦法。

 

中財委經過反覆研究,認為有 8 種方案,(1)又徵又配,即農村徵購,城市配給;(2)只配不徵,只在城市配給,農村不徵購;(3)只徵不配;(4)原封不動;(5)“臨渴掘井”;(6)動員認購;(7)合同預購;(8)各行其是。但比較來比較去,結論是“只能實行第一種,又徵又配,就是農村徵購,城市配給。其他的辦法都不可行”。而工作的重點是徵購。陳雲認為:“糧食不充足,是我國較長時期內的一個基本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採取徵購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亂的局面必然越嚴重,我們也就越是被動。”同時,他充分估計到實行這項政策的難度和可能遇到的嚴重問題,提請與會者注意:“如果大家都同意這樣做的話,就要認真考慮一下會有什麼毛病,會出什麼亂子?全國有二十六萬個鄉,一百萬個自然村。如果十個自然村中有一個出毛病,那就是十萬個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支配了,雖然我們出錢,但他們不能待價而沽,很可能會影響生産情緒。”

 

陳雲認為:“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現在只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實行徵購,一個是不實行徵購。如果不實行,糧食會出亂子,市場會混亂;如果實行,農村裏會出小亂子,甚至出大亂子。我們共産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跟農民結成了緊密的關係,如果我們大家下決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許農村的亂子會出得小一點。而且,這是一個長遠的大計,只要我們的農業生産沒有很大提高,這一條路總是要走的。”陳雲認為,農村“徵購”與城市的“配給”是配套的。他採納糧食部部長章乃器的提法,將“配給”改稱為“計劃供應”,並與日偽時代的“配給”作了明確區分,強調“那時是油、鹽、醬、醋都配給,現在配給的只是糧食。那時的配給量是填不飽肚子的,我們現在的配給量可以吃飽”。他將在農村徵購糧食、在城鎮配售糧食的辦法定名為“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

 

陳雲後來回憶:“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1953 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1953年10月16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指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包括計劃收購(簡稱統購)、計劃供應(簡稱統銷)、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和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四個組成部分;這四項政策互相關聯,缺一不可;“所有方針政策的確定,所有收購量與供應量,收購標準與供應標準,收購價格與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地方則在既定的方針政策原則下,因地制宜,分工負責,保障其實施。”

 

11月19日,陳雲主持政務院第194次會議,討論通過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及《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具體辦法。於是,從12月初開始,除少數地區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三、統購統銷政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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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浙江省嘉興縣沈三山互助組農民正在將糧食曬乾揚凈,準備賣給國家。

 

在執行的過程中,納入統購統銷的農産品不斷增加。1953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財委關於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次年9月政務院頒布了(關於實行棉花計劃收購的命令)。除了糧、棉、油三種最重要的農産品之外,烤煙、生豬、羊毛、牛皮及部分中藥材、水産品、廢銅、廢錫、廢鋼等幾十種産品都被納人統購統銷的範圍。國家先後對糧食、油料、棉花、生豬、烤煙、麻類、甘蔗、茶葉、蠶繭、羊毛、桐油、楠竹、棕毛、生漆、核桃仁、杏仁、栗子、集中産區的重要木材,供應大城市和出口的水果、生産品,以及38種重要中藥材實行計劃收購或派購。統購統銷政策最終完成,一個龐大的統購統銷體系逐漸形成並不斷發展。農民即使要賣出自己留用的部分也不得在市場上出售,必須賣給國家委託的收購商店。而像雞、鴨、鵝、鮮蛋、調味品、分散産區的水産品、乾果和鮮果等少數可以進入自由市場的農産品,在必要時可經各省人民委員會的批准按照統一收購物資的規定辦理。從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的實施到1985年改行糧棉合同定購制度為止,以糧食為主的農産品統購統銷制度推行了32年的時間,而它所産生的影響卻遠遠超出了農産品流通的範圍。

 

在統購統銷實施過程中,由於經驗不足和工作失誤,有些地方出現了強迫命令和買“過頭糧”等現象,加劇了國家與農民關係的緊張。1954年9月,陳雲敏銳地發現了政府在統購統銷工作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他分析指出:“糧食計劃收購的數量,對某些農戶有偏多偏少的現象;對供應農民的糧食分配,並不完全恰當;許多集鎮尚未建立起國家領導的、沒有私營糧商參加的糧食市場。由於國家沒有掌握足夠的食油,因此對農村食油供應就很少;許多地方的油坊尚未恢復榨油。所有這些錯誤和缺點,都要在我們今後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1955年3月3日,陳雲出席國務院第六次全體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迅速佈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産情緒的緊急指示》指出,“目前農村的情況相當緊張,不少地方,農民大量殺豬、宰牛,不熱心積肥,不積極準備春耕,生産情緒不高……農民不滿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對統購統銷工作感到無底”。因此決定:(1)國家對於糧食統購統銷數字的規定必須切合實際,進一步採取定産、定購、定銷的措施,使農民心中有數、情緒穩定;(2)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年度糧食徵購指標為900億斤,比上年度預計只多20億斤;(3)隨著徵購任務的減輕,糧食銷售的數量也必須相應作合理的控制和安排,銷售指標預計比上年度縮減20億斤;(4)同時再把農村合作化的步驟放慢一些。3月21日,陳雲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指出:“糧價穩定是物價穩定的核心,為此,統購統銷政策必須堅持,但收購的具體辦法應不斷改善,收購數量要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減少,以便消除農民的不滿,提高農民生産熱情,鞏固工農聯盟。同時,要嚴格控制銷售量,糾正浪費現象”。4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加緊整頓糧食統銷工作的指示》,派出幾十萬幹部到農村、城市整頓統銷工作。隨後,陳雲在全國糧食會議上再次強調:“糧食徵購任務不能再多了,經驗證明,哪多收了一點,哪就容易出亂子,最後,多收的糧食還要返還給農民。今後糧食的出路在於壓縮銷量,應該下決心,集中力量從銷售方面做文章。”

 

統購統銷制度是我國建國初期形成的、在執行過程中逐步演變並強化的一種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制度體系,對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和演進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這一政策對於抑制投機行為、穩定市場價格、緩和糧食供應危機確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時,統購統銷制度也為我國支撐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奠定了制度基礎和微觀基礎。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統購統銷人為地割裂了農民與市場的聯繫,排除了價值規律在價格調節和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抑制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此後農産品供給長期的供不應求的狀況。

 

(彭波 編纂)

 

參考資料:
  1.金衝及,陳群主編:《陳雲傳》,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
  2.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5。
  3.王瑞芳:《陳雲與糧食統購統銷》,《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劉洋:《統購統銷—建國初期統制經濟思想的體現》,《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
  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6.《陳雲文選》(1949一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