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等國援建的“156項工程”

 

maozhuxishichangyiqi1956年7月15日,第一汽車製造廠生産的第一輛“解放牌”載重汽車披紅挂彩地開出一汽。

 

“156項工程”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等國援建中國的一系列重點工礦業項目的統稱。這些工程項目被後人譽為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

 

舊中國工業生産十分落後。近代工業産值僅佔工農業總産值的12.3%,其中生産資料生産的比重又僅佔5.5%。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新憲法草案的講話中,對當時的我國的工業化水準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要迅速恢復生産,建立現代工業,接受外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對我實施封鎖、禁運,使我國的技術引進受到極大限制。我國只能尋求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156項工程”只是後來約定俗成的説法,實際上蘇聯等援建的是150個項目,而且是先後分三批敲定執行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過一些對華援助項目。

 

一、1950年毛澤東主席首次訪蘇時確定第一批50個項目

 

1949年12月6日,新中國成立剛兩個多月,毛澤東就對莫斯科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訪問。此行目的重大,除了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之外,就是爭取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援助。毛澤東在莫斯科同史達林就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以及有關兩國利益的若干問題進行初步會晤後,周恩來于1950年1月20日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進行具體的談判。

 

222222222222222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史達林70壽辰宴會上,毛澤東和史達林在一起。

 

05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上簽字。

 

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政府在克里姆林宮正式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文件。兩國政府議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給中國提供總額為3億美元的貸款,自1950年1月1日起,在5年期間,每年以貸款總額的1/5交付,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中國將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償還蘇聯貸款及其利息,貸款的償還期為10年。

 

貸款協定生效後,蘇聯即開始用這筆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和改建第一批50個大型工程項目,涉及煤炭、電力等能源工業,鋼鐵、有色、化工等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等國民經濟最重要部門。這50個項目在後來的執行過程中,撤消了1個項目,合併了2個項目,實際建設項目為47個。這些項目對於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起了巨大作用。

 

二、1952年周恩來總理率團訪蘇確定第二批91個項目

 

自1951年春開始,在周恩來、陳雲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著手編制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輪廓。由於當時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按照中央“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一五計劃”在編制過程中,是以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並重為出發點來規劃國家工業建設的。

 

為了確保“一五計劃”制定的科學性及其有效貫徹,同時也為了爭取蘇聯的幫助,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再次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即將於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和中國工業化建設問題。

 

09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為了確保一五計劃制定得科學性及其有效貫徹,同時也為了爭取蘇聯的幫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再次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訪問,與蘇聯政府商談即將於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和中國工業化建設問題。

 

1952年8月20日,中蘇雙方舉行了第一次會談。史達林表示,願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在資源勘探、企業設計、設備供應、提供技術資料、派遣專家和提供貸款等方面幫助中國。關於軍事裝備和軍事工業,史達林強調中國應自己生産飛機、坦克、雷達等武器,從修理到裝配和製造,從小到大,以利培養幹部,否則只有工廠沒有人才,絕對不行。他建議最好是中國派人到蘇聯學習,培養自己的幹部、工程師及技術工人。

 

1952年9月3日,史達林與中國代表團舉行第二次會談,會談的重點是五年計劃問題。史達林表示願意為中國實現五年計劃提供所需要的設備、貸款等援助,同時派出專家,幫助中國進行建設。

 

在原則確定之後,周恩來、陳雲等先行回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重工業部部長李富春等繼續留下與蘇方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細節,前後歷時達8個月之久。蘇聯方面在進行了詳細週密研究後,滿足了中國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應該開辦而中方沒有考慮的企業。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與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最終確定在1953-1959年間由蘇聯增加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企業。雙方商定,作為援建項目的部分補償,中方將在1954年至1959年間向蘇方提供16萬噸鎢砂、11萬噸銅、3萬噸銻、9萬噸橡膠等戰略原料物資。

 

根據李富春向中央的報告,第一、二批141個項目建成後,“中國的工業能力將大大增長,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機器製造、動力機械製造和化工方面,都將超過現有生産能力一倍以上,中國不僅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鋼鐵、煤炭、電力和石油等主要工業産品將達到蘇聯“一五計劃”時的水準,接近或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準。”

 

081953年1月23日,蘇聯專家列文柯在蘇聯援建的重慶發電廠指導工作。

 

為了合理地規劃這些項目,蘇聯派5個專家組來中國。一是黃河、漢水的綜合規劃組;二是電氣化組,幫助中國制定電氣化的遠景計劃;三是黑色冶金與有色冶金組,幫助中國制定發展黑色冶金與有色冶金的遠景計劃;四是機器製造工業組;五是造船工業組。

 

三、1954年赫魯曉夫率團訪華確定第三批15個項目

 

1954 年 9 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應邀來中國參加國慶五週年慶典。訪問期間,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等同蘇聯代表團就中蘇關係和國際形勢舉行會談。雙方議定:蘇聯給予中國 5.2 億盧布長期貸款,幫助中國重建 15 項中國工業企業,同時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 141項企業設備供應範圍。

 

04毛澤東會見蘇聯代表團團長赫魯曉夫。

 

1954年9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應邀來中國參加國慶五週年慶典。訪問期間,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等同蘇聯代表團就中蘇關係和國際形勢舉行會談。雙方議定:蘇聯給予中國5.2億盧布長期貸款,幫助中國重建15個工業企業,同時擴大原來協定規定的141項企業設備供應範圍。

 

至此,中蘇雙方三次共簽訂156項援建項目。

 

雙方後於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項,後來又口頭商定增加 2 項,前後共確定174 個項目。經反覆核查調整後,有的項目合併,有的項目推遲建設,有的項目取消,有的項目一分為幾,最後確定為154項,最後實際建設150項。但由於“156項工程”已寫進了一五計劃並已先行公佈,後來還是習慣地稱蘇聯援建的重點建設項目為“156項工程”。

 

四、“156項工程”的意義

 

蘇聯援建的150項工程的構成是:軍事工業企業4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其中包括鋼鐵工業7個、有色金屬工業11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其中煤炭工業和電力工業各25個、石油工業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這些項目幾乎都是為建設中國工業化基礎所必需的重工業項目。

 

02武漢長江大橋

 

“156 項工程”項目中,民用工業企業106 個,約佔70%,國防企業44 個,約佔30%。民用工業企業中,東北地區 50 個,佔據了近一半,合理利用了東北原有的工業基礎。而配置在中西部地區的項目,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資源,開發了新工業區,服務了國防建設。通過“156″項工程的建設,形成了以鞍山、武漢、包頭三個大型鋼鐵綜合企業為核心的多項重要工程,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武漢重型機床廠、瀋陽第一機床廠、哈爾濱汽輪機廠、蘭州煉油化工設備廠、洛陽第一拖拉機製造廠等大型工業企業及武漢長江大橋等重點交通工程。圍繞這些重點企業,我國興建了一系列配套工程,形成規模巨大的工業基地,如鞍山鋼都、長春汽車城、瀋陽飛機城、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加工城等等,初步建起了中國的工業經濟體系, 為中國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應當説,自近代洋務運動以來,中國還從沒有過這樣迅速、集中、全面、系統的工業化行動。

 

07東德設計蘇聯援建的北京電子工業企業,現為798藝術區。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156項工程”已開工135個,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産的68個。“156 項工程”中第一個建成投産的民用工程是鄭州第二熱電站(1953年投産),到1962年,除三門峽水利樞紐(1969年建成)以外,所有項目全部建成投産。到1959年建國十週年時,我國鋼産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從第9位升至第3位;發電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與“156項工程”相伴隨的是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其突出特點是:第一,轉移基礎技術,填補了部分基礎技術的缺環,為其他技術和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第二,轉移中國過去沒有或基礎很差而又急需的技術(包括基礎技術),填補了汽車、拖拉機、採油煉油設備、化肥、化學纖維、光學儀器、照相膠片、噴氣式飛機、航空發動機、坦克、核武器、火箭、電腦、半導體、精密儀器等技術領域的空白;第三,推動現代技術在中國的體制化,初步形成了從企業生産應用到研發、設計和人才培養的比較完整的技術體系和工業體系;第四,加強技術科學在中國的建設,建立比較系統的學科體系,開展技術科學理論和實驗研究;第五,派遣專家,並幫助中國培養自己的專家隊伍。

 

通過“156項工程”的建設,蘇聯以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為特徵的工業管理體制也被進一步移植到中國。

 

(彭波、汪雷生 編撰)

 

參考資料:
  1.沈志華:《新中國建立初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基本情況》(上、下),《俄羅斯研究》,2001年,2月,5月。
  2.孫國梁,孫玉霞:《“一五”期間蘇聯援建“156項工程”探析》,《石家莊學院學報》,2005年9月。
  3.張培富,孫磊:《156項工程與1950年代中國的科技發展》,《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3月。
  4.張柏春,姚芳,張久春,蔣龍:《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