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內地與香港的經貿關係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經濟封鎖。香港由於其特殊的歷史地位和地理位置,成為當時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橋梁,為新中國發展對外貿易、恢複國民經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一、解放前的香港貿易地位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19世紀下半葉,香港經貿地位迅速上升,逐漸取代廣州成為華南的貨物配送中心,後又上升為中國的沿海貿易中心。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國的貿易,尤其是與英國的貿易,都經過香港轉口,這大大增加了香港的貿易規模,香港遂成為內地轉口貿易的主要基地。由華南沿海而來的傳統華商、新興買辦勢力和外來洋商聚集於此,推動了香港和內地貿易的發展,也決定了香港的商業特點。後來,隨著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港口的興起,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逐步減少。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在內地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出現了下降趨勢,1895年佔45.4%,1904年為39%,到1911年已經跌至30%以下。20世紀20年代,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打擊下,香港在內地對外貿易中的比重驟然下降至20%以下,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30年代更下降至不到10%。

 

 

xianggang04150年代初的香港街景。

 

1931年開始,遠東局勢逐漸緊張,由於戰爭的需要,香港作為貿易轉机站和中國對外貿易橋梁的作用再次逐步顯露。但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額增長並不快,平均每年僅1.5%。1931年,香港與中國的貿易總額是8710萬美元,1946年也僅達到10990萬美元,1947年小幅上升為11220萬美元,1948年為12440萬美元,且一直處於貿易逆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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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維多利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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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皇后大道東一角。

 

二、建國前後黨和國家對香港的貿易政策

 

在奪取全國勝利前夕,我黨就注意到利用香港發展平等互利外貿關係的重要性,設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廖承志等同志的領導下為此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3月,周恩來同志指出,中國共産黨歡迎英國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進行貿易,這對雙方來説都是有利的。接著,周恩來授權中共駐港代表喬冠華,在與英國討論雙邊貿易問題時,如果英方表示誠意,可以邀請他們到解放區,直接與人民政府進行談判。在周恩來指示下,喬冠華于1948年11月在港回答英國記者波夫(H.C.Bough)提問時説,中國不想武力解放香港,而是主張通過外交途徑收回香港。喬冠華的話對安定香港人心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等對我國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海、空軍對我國港口和商船進行轟炸,加上國內經濟形勢不穩,不法商人投機逐利,我國經濟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為了打破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迅速發展經濟,中國發展了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關係。從1950至1954年這一時期,雙方貿易額平均每年高達11.9億美元,佔中國對外貿易的60%。但是中國從上述國家進口的主要是重工業設備,缺乏橡膠、藥品、化工産品等重要物資,因此,必須同時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這時候,香港作為對外貿易的渠道的重要性就顯露出來。

 

黨中央和毛主席主張自力更生的基本國策,但同時也強調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與各國政府和人民恢復併發展通商貿易”的方針。周恩來同志總結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這就為利用香港開展外貿活動提供了指導思想。在周恩來總理的指導下,中國政府採取了有力措施,促進以香港為中心的進出口貿易發展。1950年7月13日,召開了全國出口工作會議,其中心議題是調整對外貿易中的公私關係,恢復和發展對外貿易。會議強調要通過香港,發展同一切國家的貿易關係。隨後,中國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具體辦法來促進對外貿易:第一是放寬外匯批准額度,採取以貨易貨方式,以便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部分物資。特別是通過先進後出的方式,以豬鬃、桐油等外國缺乏的物資吸引外商,換回中國急需的橡膠、汽油、鋼鐵、有色金屬、棉花、麻袋等重要的物資。第二,全力在華南發展外商展銷活動等,以促進以香港和澳門為重點的轉口貿易。上述努力為後來1955年冬和1956年春在廣州舉辦的邀請港、澳商人參加的出口物資交流會奠定了基礎。

 

三、香港與大陸經貿關係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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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751、753、755三趟貨車,許多香港居民都記憶猶新。從1962年開始,三趟貨車分別從武漢、上海和鄭州發出,每天將各類鮮活物資運往香港,被人們親切地稱作“三趟快車”。

 

黨和國家對香港的經濟政策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雙邊貿易迅速發展。從1949年至1951年,香港與大陸的貿易增幅高達247%,大大高於同期香港的外貿總額154%的增幅。1948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總額為4900萬美元,從大陸的進口總額為7540萬美元,貿易總額為12440萬美元。香港的貿易逆差為2640萬美元。而到1949年,香港對大陸出口總額為10240萬美元,從大陸進口總額為10380萬美元,貿易總額為20620萬美元,貿易額成倍增長。1950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總額一下增為25550萬美元,從大陸進口總額為15050萬美元,貿易總額上升為40600萬美元,香港獲得貿易順差10500萬美元。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到1951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又增為28070萬美元,從大陸進口總額為15100萬美元,雙邊貿易總額為43170萬美元,香港獲得12970萬美元的貿易順差。1950年和1951年轉口貿易的勃興,使香港獲得了歷史上少有的貿易盈餘。

 

在1949—1951年這幾年中,香港為中國的外貿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首先,香港幾乎成了中國唯一對西方進行貿易的窗口。通過香港,中國得到了部分工業設備、緊缺物資和戰略物資,例如大陸每月從香港進口的戰略物資——橡膠達2500噸。據統計,從1950年7月10日到1951年3月31日,從香港賣給大陸的天然橡膠價值達2700萬至2800萬英鎊,僅在1951年4月就達到300萬英鎊。按英國估計,這些橡膠基本上滿足了1950年和1951年中國軍、民兩用的需要。甚至於蘇聯在對中國提供援助的時候,要求中國政府在國際市場上幫助購買橡膠等物資,這當然也必須通過香港。此外,中國還從英國進口了其他中國短缺的各種各樣物資,如:陶器、玻璃製品、研磨料(金剛砂、砂紙、腐蝕劑)、有色金屬及其製品、刃具、金屬器具、設備和工具、紡織機器、毛條、化工産品、染料等等。大陸不僅從香港購買戰略物資、工業設備,還通過香港向國外購買糧食、棉花等生活資料。陳雲同志在1950年1月22日指示:“上海存糧過少是一大弱點,為對付糧貴紗賤,遊資衝擊,除購外棉計劃不變外,必須增購外米4億斤。購米外匯來源,一部分利用粵境存留港幣,其餘則需中貿部統籌”。這對解放初期穩定東南地區物價,保障供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香港對中國外貿的第二大貢獻是幫助中國大陸獲得了大量急需的外匯。香港居民與內地有密切聯繫,其匯款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更大量的外匯來源是全世界華僑通過香港向國內親友的匯款,僅1950年華僑由香港匯到大陸的外匯總數為13300萬美元,1951年又增加到14500萬美元,1952年達14800萬美元。在1950年至1964年間,華僑匯款佔中國國際收支總額的4%。從香港獲得的外匯,是當時中國外貿所需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

 

四、英國的對華政策與香港的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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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沙頭角解放之日,英警與我軍戰士隔界碑對視。

 

香港與中國貿易得以迅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的不干預政策。這是由於香港的發展關係到英國的切身利益。二戰後,英國國力衰落,缺乏重建資金,財政狀況惡化,使英國難以繼續維繫龐大的殖民帝國。為重振英國經濟,英國採取了投機的做法:一方面加強英美合作,另一方面承認亞洲新興國家,以發展遠東貿易。英國一向十分重視與中國的貿易,二戰前,雙方貿易總額最高年份達1.06億英鎊。二戰後,由於美國幾乎霸佔了中國全部市場,中英貿易值不斷下降,1947年降至1100萬英鎊,1948年更降為600萬英鎊。為扭轉這種狀況,英國力圖改善與新中國的關係。為了獲得中國市場,1950年1月6日,英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十分重視香港與中國的轉口貿易,因為香港的繁榮可以給英國帶來各種直接的好處:第一,英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獲取利潤;第二,繁榮的香港可以支援英鎊的國際地位。香港的英鎊儲備,是英鎊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主要支柱之一;第三,英國可以通過香港對華貿易,獲得在本國和它國所得不到的其他許多好處,例如優先得到世界缺乏的中國特有物資等。因此英國對美國發起的封鎖中國的政策,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

 

英國的對華貿易政策和對華貿易的開展,引起了美國的強烈不滿。1951年4月初,駐朝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發表公開講話,攻擊英國的對華貿易幫助了中國軍隊在朝鮮的戰爭。美國國會議員馬龍在議會中大罵英國見利忘義:“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盟國?英國算得上是我們的朋友和盟國嗎?不算!英國不是我們的朋友和盟國。當中國正在朝鮮殺死美國士兵,甚至英國士兵時,英國卻在繼續賣武器、橡膠、馬口鐵、燃料和軍火給中國,幫助他們提高戰鬥力。”美國反華分子對英國政府的攻擊,也得到英國議會中反華人士的呼應。英國議員布拉克勃(Blackbum)指責説,朝鮮戰爭爆發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英國共向中國出口了價值1億英鎊以上的貨物,其中橡膠是朝鮮戰爭前的10倍以上。他要求英國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加以制止。

 

當時的英國工黨政府為此進行了辯護。殖民地大臣詹姆士•格雷費斯(James Griffths)解釋説,英國必須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因為香港完全依賴同中國大陸的貿易而生存,如果停止香港與中國的貿易,受損失最大的還是英國。只要中國停止給香港供應食品,香港立刻就會爆發危機。英國貿易大臣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SirHartley Shawcross)也表示説,英國準備對重要的、可以直接提高中國軍事力量的物資的出口加以禁止,其中包括車輛、鋼、鋅等,但要完全中止香港與中國的貿易是不可能的。他申明:“英國的政策是對中國不進行經濟制裁。”即使對戰略物資的出口,也只能是加以控制,但絕非禁止。當議員伊蒙雷斯•休斯(Emrys Huges)詢問説:“如果香港不從中國進口大米、鮮肉、蔬菜、食物、食油和蛋,那香港的食品供應將出現什麼情況”時,肖克羅斯再次強調香港依賴中國而生存,因此要停止香港對中國的貿易是不行的。他還強調香港雖然是一個巨大的國際貿易中心,但同時也必鬚髮展本地工業。香港地方窄小、物産缺乏,只有發展本地工業,走向外輸出發展的道路才有前途。他從反共的立場出發解釋:如果沒有本地工業,就不能養活250萬港人,更談不上發展香港經濟。如果食物短缺或失業人口大量增加,就會帶來政治、經濟問題,共産主義就會滲透到香港。如果因為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而導致香港出現共産主義思潮,那麼即便在香港門口擊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軍隊,那也是很危險的。貿易部的羅茲(Rhodes)用了一組數字説明香港與中國貿易給英國帶來的好處。以1951年第一季度為例,英國從中國進口了270萬英鎊的物資,其中200萬英鎊是雞蛋,408000英鎊是玉米……。而上述物品是英國缺乏的。議員裏查德•亞當斯(Richard Adams)也認為,很難給什麼是戰略物資下準確的定義,因此不能停止雙方貿易。

 

然而美國繼續向英國施加了強大壓力,要求停止中英貿易,特別是停止出售戰略武器給新中國。為了表示威脅,在1950年12月,美國還關閉了在香港的兩家銀行之一的“蔡斯國家銀行”(Chase NationalBank)。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不得不參加了對新中國的經濟制裁,對出口到中國的戰略物資實行限制。但是這些限制是不徹底的,例如在限制馬來西亞、新加坡對華輸出橡膠時,仍規定可供中國民用,僅限于每月出口的數量不超過2500噸。儘管1951年5月後,美國操縱聯合國對新中國實行戰略物資出口禁運,加上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劇減,但仍然保持著一定的規模。1952年香港對大陸的轉口貿易總額為8860萬美元,其中港産品對大陸出口總額為240萬美元,從大陸進口總額為14530萬美元,貿易總額為23640萬美元。1953年香港對大陸出口總額為9449萬美元,轉口貿易額為9220萬美元,與大陸的貿易總額達到24460萬美元。

 

因為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橋梁作用,當時香港一度被稱為“東方的柏林”。

 

(彭波 編撰)

 

參考資料:
  1.威廉•比瑟:《香港經濟與未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版。
  2.李世安:《香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世界歷史》。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