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國家經貿關係的正常化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度,拒不承認新中國。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後,又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從1950年的佔比40%驟降為1952年的3.9%。20世紀50年代,我國在歐洲外交取得節節突破,如1950年與瑞典、丹麥、瑞士、芬蘭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與英國、挪威和荷蘭建立外交和半外交關係,為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拓展與西歐國家的貿易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我國在20世紀50-60年代,積極開展與日本的民間和半官方貿易。20世紀5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在中國貿易中的佔比基本維持在10%-20%左右,60年代隨著中蘇貿易急劇萎縮,中國的貿易重心開始轉向日本和西歐國家,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佔比快速攀升,至20世紀70年代,對西方國家貿易已經超過50%,佔據中國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

 

一、中國與美國經貿關係的正常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遵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併發展通商貿易關係”的方針,曾繼續保持同美國的貿易往來。1950年兩國間的貿易額為2.38億美元,其中中國進口1.43億美元,出口9500萬美元。但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日起,當時的美國政府就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度。在政治上拒不承認新中國,並支援國民黨政權繼續盤踞台灣,1950年又把朝鮮戰爭的戰火擴大到中國鴨綠江邊。同時,脅迫許多國家追隨美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妄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

 

1950年3月,美國商務部宜布“戰略物資”運往美洲以外國家,必須領取“特種許可證”。在美國的操縱下,巴黎統籌委員會決定其對蘇聯、東歐各國全面禁運的貨單完全適用於中國。9月間,美國政府宣佈把香港、澳門列入“戰略物資特種許可證”範圍,以防止“戰略物資”經港、澳轉口到中國。同年12月美國政府又分別宣佈,美國生産或轉運的物資運往中國及香港、澳門地區,均須領取“特種許可證”;管制中國産品進入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美國船隻和飛機,停止運輸或裝卸以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香港、澳門地區為目的地的“戰略物資”;美國船隻不得停靠中國港口;任何外國船隻運貨去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經過或進入美國港口均需檢查,如無“特種許可證”,需將物資“就地截留”。此後,美國又宣佈凍結中國和朝鮮的兩國政府和人民在美國管轄範圍內財産;寄往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的郵包必須領取“特種許可證”。1951年5月,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非法通過了對中國、朝鮮實行“禁運”的提案;同時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加強對中國貿易管制措施,糾集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的“封鎖和禁運”,進一步對中國施加壓力。從此,中美兩國間的貿易往來完全陷於停頓。

 

面對美國策動的“封鎖和禁運”,中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國政府和人民一方面堅持艱苦奮鬥、勤儉建國、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方針,致力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在積極發展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的同時,本著對“願意和我們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發展貿易關係的資本主義國家不予歧視”的原則,對那些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西方國家積極開展正常貿易往來。由於中國執行了正確的對外貿易政策,堅持反封鎖、反禁運的鬥爭,許多國家廠商衝破了封鎖、禁運和航運管制等人為障礙,陸續同中國建立了貿易和航運關係。

 

國際形勢的發展與變化和中國的日益強大,迫使美國政府逐步改變其對華政策。1969年7月至1972年2月期間,美國政府先後就放寬對華貿易限制採取了七次行動,向中國發出了緩和關係的信號。1971年4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很多美國商人認為此舉對開展中美貿易的意義重大,紛紛申請訪華,積極了解有關中國對外貿易的情況。1971年6月10日,尼克松總統親自宜布開放對中國貿易的公告,公佈了涉及農業、漁業、林業和工業産品等140余項、數千個品種的許可向中國出口的商品清單,包括用於工商業的一般電器、某些電子和通信裝備、電動機裝備等,允許美國商人進口中國一切産品。這次行動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引起較大反響。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中美雙方就尼克松總統訪華達成協定。中美會談公告于7月16日發表後,美國商人在中美貿易問題上的試探活動日趨頻繁,大批美商申請參加1971年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美國的可口可樂公司和標準石油公司等企業多次同澳門中華總商會進行接觸,表示願意同中國開展貿易。美國金融界也加緊同中國聯繫。1972年2月14日,在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夕。美國政府宜布進一步放寬對華出口商品清單,新增商品包括機車、建築設備、工業化工産品、內燃機和碾壓機等;中國享受美國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出口的同等待遇;在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內,美國控制的公司對華出口戰略物資時,只要得到所在國的許可證即可出口,無須再向美國政府申請特別許可證;在海外的美國控制的公司對華出口外國技術也無須先獲得美國財政部的許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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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圖為尼克松總統與周總理握手。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兩國政府共同發表了舉世矚目的《上海聯合公報》,打破了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外交關係長期僵持的局面。公報強調,雙方把雙邊貿易看作是另一個可以帶來互利的領域,並一致認為平等互利的經濟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至此,中美經貿關係長期中斷的歷史結束,中美兩國間的直接貿易往來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獲得恢復和發展。

 

1972年春,中國首次邀請了42名美國商人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增進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了解,加強中美人民的友誼,起到積極作用。1973年5月,中美兩國政府互相在對方首都設立了聯絡處,並派駐了主管貿易的商務官員。1973年3月,美國一些大銀行和公司在美國政府的贊助下,決定建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以促進美中貿易關係的發展。同年5月,該委員會正式成立,並被選定為美方促進與便利美中貿易的機構。該委員會成立後立即主動通過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同當時作為中國對美國貿易窗口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取得了聯繫,要求進行互訪,商談工作。11月,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組成的10人代表團首次訪問中國,就組織兩國代表團互訪、互辦展覽等有關拓展兩國貿易的問題,同中方進行了廣泛討論。李先念副總理會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1975年9月,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任李川率團對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進行了回訪,雙方重點討論了互辦展覽和中美貿易人員往來問題。訪問期間,中國代表團同美國工商、金融界一些重要人士進行了接觸,並同福特總統、商務部部長莫頓等美國政府領導人會見。

 

1972年,中美兩國間的貿易關係開始恢復時,雙邊貿易額僅為1288萬美元。其中中國進口331萬美元,出口957萬美元。到197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增長為9.9億美元,相當於1972年的76.7倍,其中中國進口7.2億美元,出口2.7億美元。中國從美國進口糧食、紡織品原料、化工品、機械及技術産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土畜産品、工藝品、五金産品等。

 

二、中國與西歐國家經貿關係的正常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額很少。這個時期影響雙方貿易發展的主要障礙是西歐相當多的國家追隨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因此,打破“封鎖、禁運”,從西歐進口中國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所需要的部分物資,成為當時中國對西歐貿易的一項重要任務。

 

1950年,瑞典、丹麥、瑞士和芬蘭先後同中國建交。1952年,中國同芬蘭簽訂了兩國政府間貿易協定。隨後,英國、挪威和荷蘭于1954年相繼同中國建立了外交和半外交關係。中國同這些國家官方和民間貿易往來的發展,對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和拓展同西歐各國的貿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當時,中國還同一些尚未建交的西歐國家保持著民間的貿易關係,並努力開拓同這些國家的官方貿易往來。同時,在西歐國家的工商界,有一批友好開明人士也積極推動西歐同中國的貿易。1952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一些西歐國家商會組織和企業簽訂了協議,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為了打破“封鎖、禁運”,開拓對資本主義國家進出口業務,中國于1953年7月在東柏林設立了“中國進出口公司代表處”,作為開展對西歐貿易業務活動的一個“窗口”,同西歐工商界人士進行廣泛接觸,建立了密切聯繫。同年,一些西歐國家工商界相繼組織代表團訪華。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政府代表團同西歐一些國家政府、經濟組織和企業界代表,就開展中國同西歐國家雙邊貿易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1954-1956年間,中國還在駐芬蘭、挪威、瑞典、丹麥、英國、瑞士等國的使館或代辦處內設立商務處,加強了對西歐的貿易工作。同時,中國各進出口公司積極致力於對西歐市場的開拓。到50年代後期,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貿易人員往來逐漸活躍,許多國家的工商界陸續組織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洽談業務。英國工商界組成48家集團,開展中英貿易等。隨著貿易往來的日益擴大,中國同西歐國家增進相互了解,一些西歐國家輿論開始呼籲,要求同中國互設貿易辦事處,並探討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中國同西歐國家的貿易增長速度較快。1950年中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總額為1.61億美元,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4.2%。其中中國出口8395萬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15.2%;進口7709萬美元,佔中國進口總額的13.2%。 1959年中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總額達到6.51億美元,比1950年增長3倍,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4.9%,其中中國出口2.01億美元,比1950年增長139.6%,佔中國出口總額的8.9%;進口4.5億美元,增長438.2%,佔中國進口總額的21.2%。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重點開始轉向西歐和其他西方國家。西歐一些大國如法國、義大利要求同中國開展友好往來和建立外交關係的呼聲愈來愈高。1964年中法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不僅帶動了中法貿易關係的發展,而且掀起西歐國家同中國發展貿易的熱潮。同年,中國分別與義大利、奧地利達成了互設商務代表處的協議,對促進中國同西歐經濟貿易關係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儘管這種發展勢頭後來受到“文革”動亂的干擾,但是,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在60年代仍獲得較大發展,對西歐國家的貿易額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也有較大增加。

 

1969年中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總額達到11.26億美元,比1959年增長72.9%,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7.9%。其中中國出口4.31億美元,比1959年增長114.2%,佔中國出口總額的19.6%;進口6.95億美元,增長54.5%,佔中國進口總額的38%。 上世紀60年代,中國對西歐貿易的主要特點是中國開始從西歐國家引進成套設備和技術。

 

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結束了十年動亂,把工作重點轉到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西歐許多國家的經濟處於“滯脹”的困境,中國同西歐國家都有加強經濟合作的願望,形成了雙方在加強政治關係的同時又迅速擴大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的局面。1970-1979年間,中國先後同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冰島、馬爾他、希臘、聯邦德國、盧森堡、聖馬利諾、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12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中國同英國、荷蘭的外交關係也從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在此形勢下,西歐各國同中國官方和民間貿易往來迅速增加,普遍出現了“中國熱”。這一時期,中國先後同義大利、希臘、聯邦德國、瑞士、西班牙和奧地利等國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同荷蘭、比利時一盧森堡聯盟簽訂了成立雙邊的貿易混合委員會的協議。此外,中國還同瑞典簽訂了工業科技合作協定,同芬蘭簽訂了經濟、工業和科技合作協定。

 

1975年5月,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簡稱歐共體)建立了外交關係,從而推動了中國與歐共體各成員國貿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1978年4月,中國與歐共體簽訂了貿易協定,中國此前與歐共體成員國分別簽訂的所有雙邊貿易協定隨即失效。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又相繼同英國、法國、義大利、丹麥、聯邦德國和比利時一盧森堡聯盟簽訂了各種形式的經濟合作協定。中國同歐共體關係的發展成為中國同西歐經濟貿易關係發展的新動力,推動了中國與西歐貿易的迅速發展。

 

三、中國與日本經貿關係的正常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把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關係放在對外政策的重要地位,為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作出了不懈努力。中日兩國間的貿易關係從民間貿易開始,經過“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至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後獲得全面發展。中日兩國間的貿易額,1949年僅為700萬美元,建交前的1971年為8.73億美元,1978年達48.24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17.19億美元,進口31.05億美元。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發生過多次反覆,經歷了由民間貿易、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到全面發展三個不同歷史時期,走過了一段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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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6日,文匯報副頁刊登了關於“第三次中日貿易協定簽訂”的新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隨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並凍結中國在日本的貿易資金,使中日貿易陷於中斷。在此期間,中日貿易的焦點是:衝破“封鎖、禁運”,發展中日民間貿易,增進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為此,經中日雙方共同努力,自1952年6月至1958年5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貿促會)同日本有關貿易促進團體先後共簽訂了四次中日貿易協議或協定,兩國貿易公司還簽訂了長期鋼鐵易貨協議。中日貿易協定自1952年起步到1958年中斷,歷時7年,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曲折。但是,在當時東西方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中日貿易協定的簽訂和執行是難能可貴的,對打破“封鎖、禁運”,發展中日友好和中日貿易事業起到重要作用。

 

在此期間,中日貿易關係發展過程中具有重大影響和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就是周恩來總理髮表中日政治和貿易三原則。

 

1958年以“長崎國旗事件”為導火線,中日關係大倒退,中日貿易陷入中斷。1960年6月岸信介下臺,池田勇人內閣成立,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根據當時形勢,周恩來總理于8月27日發表了中日政治和貿易三原則,恢復了對日貿易。中日貿易三原則主要內容是:1.政府協定:由於日本政府不保證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的執行,因此要由雙方政府簽訂貿易協定;2.民間合作:中國有關貿易公司同由日本有關團體和個人向中國推薦的“日本友好商社”之間,即可簽訂個別民間合同,也可簽訂長期合同;3.個別照顧:按照貿易中斷時的做法,對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業繼續予以關照。此後,中日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逐步得以發展。這一時期發展中日貿易關係的主題是:堅持中日政治、貿易關係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通過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兩種方式,漸進積累,促進中日政治關係和貿易關係的正常化。至此,中日貿易關係由民間轉入半官半民階段。雙方通過“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這兩個渠道加強了貿易往來。到實現邦交正常化前夕的1971年,中日貿易總額達8.76億美元。

 

友好貿易。中日貿易三原則發表後,日本經濟界許多廠商紛紛申請加入“友好商社”行列,要求同中國進行貿易。1960年10月,中國貿易公司同日本友好社團和友好人士推薦的友好商社開始在北京洽談交易。1961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開始邀請日本友好商社參加。1962年12月,中國貿促會主席南漢宸同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和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係本部負責人鈴木一雄、宿谷榮一、木村一三等在北京簽訂了發展雙邊友好貿易議定書,為“友好商社”、“友好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友好商社從當時僅有的幾家發展到1972年的276家,“友好貿易”總額從1961年的3600余萬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7.9億美元。進行“友好貿易“的主要場所是在廣州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參會的日本友好商社和人數從1961年4月春季交易會的38家、40人,分別增加到1971年4月春季交易會的1365家、2272人。此外,根據友好貿易議定書,中日雙方貿促團體自1963年至中日兩國建交曾多次互辦展覽會。

 

備忘錄貿易。1958年5月中日貿易中斷後,為謀求恢復中日貿易關係的途徑,日本自由民主黨有識之士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應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邀請於1959年、1962年、1964年相繼到中國訪間。1962年10月,松村謙三訪問中國期間,雙方確認了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中日長期的、綜合的、大宗的、易貨的、包括延期付款的備忘錄貿易的願望。11月9日,廖承志 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達之助分別代表中日雙方在北京簽署了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備忘錄”規定1963-1967年為第一個五年協議,平均年成交額為3600萬英鎊。“備忘錄”在形式上雖然是民間協定,但廖承志和高崎達之助實際上都是各自政府的代表,“備忘錄貿易”實質上是中日貿易三原則下提到的第一種政府協定下的貿易。為了執行備忘錄貿易協議,雙方于1964年就互設貿易聯絡辦事處和互換記者達成協定,並於1964年7月和1965年1月分別在各自首都互設了半官方性質的“廖承志辦事處”和“高崎辦事處”(1968年以後改稱“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備忘錄貿易”第一個五年協議執行比較順利。1963年日本政府批准倉敷人造絲株式會社成功向中國出口了維尼綸成套設備,1964年雙方貿易公司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化肥長期合同,1966年“備忘錄貿易”總額超過2億美元。但1964年11月成立的日本佐藤內閣推行敵視中國、公開製造“兩個中國”政策。1965年1月佐藤榮拒不批准大日本紡織株式會社和日立造船株式會社等使用政府資金向中國出口第二套維尼綸設備和貨輪,此後至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未再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由於佐藤政府破壞中日貿易,1968年以後,中日不再續簽五年長期協議,僅在每年商定一次貿易協議事項。

 

“友好貿易”與“備忘錄貿易”在十餘年的發展歷程中,並駕齊驅,為推動中日政治、經濟貿易關係向正常化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發生很大變化。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日本經濟界上層出現了一股“中國熱”。日本財界要人及壟斷資本集團的主要廠商首腦接踵組團訪華。日本主要廠商、各大銀行及航運界都紛紛表示要遵循“四項條件”同中國建立業務關係。1972年8月,中國銀行同東京銀行就人民幣和日元直接結匯問題達成協定。“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在中日貿易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而宣告結束。中國本著“不忘老朋友,歡迎新朋友”的精神,在持續發展與原有友好商社的貿易業務關係的同時,又與許多日本企業廣泛建立了貿易聯繫,為中日貿易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2_140104180655_1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中國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簽字。

 

1972年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姬鵬飛外長同來華訪問的日本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在北京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宜告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根據“聯合聲明”精神,中日兩國政府間先後簽訂了貿易、航空、海運、漁業、商標保護、租稅、科技、投資保護等一系列協定,為中日經濟貿易關係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日政府貿易協定是在1974年1月5日簽訂的。協定明確規定要尊重已有民間貿易所積累的成果,平等互利,在關稅上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並確認了1972年8月兩國銀行簽署的人民幣日元結算業務協議和中日雙方定期召開貿易混合委員會等事項。這一時期的中日經濟貿易關係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互相信賴”的原則基礎上,總的發展情況是好的,正常的,貿易額大幅增加,雙邊經濟貿易合作的領域和規模不斷擴大,合作方式日趨多樣化,互相投資。“三來一補”等經濟技術資金合作成為中日經貿關係中的重要內容。

 

這一時期,中日貿易發展順利,貿易額逐年大幅增長,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72年中日兩國雙邊貿易額僅為10.39億美元,到1978年達到48.2億美元,平均每年遞增29.2%。中國對日本出口商品增加2000多個品種,其中工礦産品所佔比例增大。中日兩國貿易關係中長期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進出口貿易不平衡。自1972年中日兩國建交至改革開放前,全部是中方逆差,累計逆差額高達50.44億美元,其中1978年為13.86億美元。

 

(劉建穎 編撰)

 

參考資料:
  1.石廣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改革和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