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政策下的對外經濟關係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方針,即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鬥爭中,將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將這一原則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共同綱領》對“一邊倒”予以認同,同時明確規定我國外交政策原則需“保障本國獨立、自由、領土主權的完整”。1950年2月,中國和前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邊倒”成為建國初期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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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成立28週年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在闡述“一邊倒”方針時,毛澤東首先強調的是中國在共産黨領導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允許走國內某些人所主張的“第三條道路”。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共産黨必須對這個大的原則問題作出明確回答。作為對外方針,“一邊倒”更多地是對新中國的外交取向所作的一種強烈的、形象的表達,而不是對新中國外交政策作出的精確概括。毛澤東認為,新中國在相互對峙的美蘇兩大陣營之間所作的選擇,與新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並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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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解決了新中國國家安全和外來經濟援助問題。蘇聯的援助在新中國經濟尚處艱難起步之際,對於中國鞏固國防、恢復經濟起到重要作用。鄧小平在1989年與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會談時説:“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幫我們搞了一個工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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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發行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紀念郵票。

 

在“一邊倒”外交格局下,中國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肅清帝國主義殘余勢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參加了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首次以大國姿態登上國際舞臺。在“一邊倒”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的重點放在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接受的經濟技術援助主要來自於蘇聯和東歐國家。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佔了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較大比重。但與此同時,中國也積極開展了與香港、澳門及其他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

 

建國初期我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當時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的一種選擇,有其積極的歷史意義,對此後相當長時期中國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係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隨著中蘇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矛盾出現和逐步加深,中國對外政策開始調整,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夥伴的範圍也開始逐步拓寬。20世紀50年代,中蘇兩國貿易迅速發展,至1959年,兩國間貿易額達到18.9億盧布(折合20.98億美元),佔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8%,比1950年增長了5.2倍。60年代中蘇貿易逐步下降。1965年,中蘇貿易總額約合4.07億美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6%;至1970年,中蘇貿易總額約合0.47億美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1%。

 

(劉建穎 編撰)

 

參考資料:
  1.鄧力群: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2.石廣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改革和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