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沈覺人談改革開放前30年的外貿狀況及國有外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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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覺人訪談錄

 

一、關於中國外貿改革與發展

 

馬林靜: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初期,從1978-1988年,中國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外貿進出口規模從206億美元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請問,您認為中國外貿在改革開放前十年飛速發展的關鍵是什麼?

 

沈覺人: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出口貿易快速發展,有多種因素。1978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只有206.38億美元,1988年增長為1027.90億美元,增長速度很快。其原因,首先是我國決定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使國家經濟能持續、穩定發展,物資逐步豐富,出口貨源充足,發展進出口貿易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外貿體制改革,調動了各類企業經營進出口貿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大力開展對外經營,開拓國際市場,進出口貿易蓬勃發展。第三,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基數較小,因此發展就相對較快。第四,當時的國際貿易環境比較穩定,有利於我國發展對外貿易。

 

馬林靜: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為什麼那麼重視外貿發展?實施了哪些重要的改革舉措?

 

沈覺人:對外貿易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領域,要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發展對外貿易是必然的舉措,不發展對外貿易,對外開放就比較空洞。所以國家歷來十分重視發展對外貿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決策,從此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了方向性的探索。

 

我國外貿體制也開始探索改革方向。

 

其後的幾年,國家決定外貿體制實行以下重大改革:

 

(一),1979年7月15日,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外貿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自主經營對外貿易;同時決定,先辦深圳、珠海出口特區,取得經驗後,再辦廈門、汕頭特區。

 

(二),1980年5月6日,中央、國務院決定,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成立深圳、廈門、珠海和汕頭四個經濟特區,自主經營對外貿易;

 

(三),80年代初,有關的部門和地方先後成立了各自的進出口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如機械工業部成立了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上海、青島成立紡織品聯合公司(稱為上紡聯、青紡聯),還成立了上海玩具公司,經營各自的産品;

 

(四),1984年5月起,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沿海14個城市,作為第一批,實行發展外向型經濟,自主經營外貿。

 

(五),1990年起,各省市原有的外貿專業分公司一律與總公司脫鉤,成為地方的外貿企業;

 

(六),外貿專業總公司也開始走集團化改革發展道路。1990年3月1日,中化集團率先成立。

 

但是這時的外貿體制改革,還未有通盤籌劃,仍處在探索階段,主要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利益分配和權力分配,因而有些矛盾和問題未能解決好,如企業有了經營權後,責權利如何統一;經營權下放後,管理如何加強,放管如何結合;企業如何重視經濟效益,不吃大鍋飯;外貿體制改革與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如何配套進行等。

 

馬林靜:外力推動也是我國實行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因素。1986年中國遞交復關申請後,我國外貿體制是如何按照國際規則進行相應調整變革的?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難點是什麼?阻力有哪些?

 

沈覺人:我國的體制改革,有自己的動力和規律。

 

改革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基本國策。外貿體制改革是國家整個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是為了國家經濟發展和整體改革,不能説因為申請復關才有外貿改革。這是一個誤解。這種誤解在國際上也有過,如在日內瓦,我們都予以澄清。我國提出改革開放比之申請復關要早好幾年,而且我國在復關和申請參加世貿組織的過程中,改革開放一直沒有停步,當然也包括外貿體制的改革。

 

外貿部堅決貫徹中央的改革開放決定,並積極探索外貿改革的方向和步驟。

 

但復關也增加了外在的改革要求。

 

這個時期基本上是我國實行改革的探索期。外貿體制改革的難點是應該按經濟規律辦事,還是對權力和利益的分配。

 

改革的阻力,大體有幾方面,一是由於對中央改革開放決策理解不深,有一些誤解;二是對改革必然要觸動的一些老體制、老辦法,還不太習慣、不太適應;三是改革涉及分權、放權,容易引起阻力。這些在外貿體制改革過程中都有反應,外貿部領導根據中央精神,很好處理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對體制改革抵觸較大的單位,賈石副部長親自去做教育説服工作,我曾陪同賈部長到有關單位,深知體制改革的不易。

 

馬林靜: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外貿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您如何評價這四十年來中國外貿發展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

 

沈覺人: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外貿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歷來有很高的評價,把對外貿易視為國家重要的經濟和對外工作部門。

 

對外貿易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大體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1,對外貿易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門,外貿部是國務院組成部門之一,代表國家對外進行經貿談判,並組織實施,維護國家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2,對外貿易起了調節生産和市場供需的作用,包括對國內扶助工農業生産,對産能過剩的産品協助消散;重視開拓國際市場;對國內市場緊缺的産品,用進口來調節;對國家需要發展的行業,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裝備,協助加快發展。

 

3,配合我國外交政策,為開拓外交事業服務。我國在對有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之前,都由對外貿易作先導,這種例子不少,如與古巴、巴西、義大利、日本、烏拉圭等國建交之前,大都以發展貿易為先導。

 

4,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國內改革,促進經濟發展,促進創新。

 

5,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我國在經濟上、規則上、觀念上與國際接軌,更好樹立國際意識,全球意識,互利共贏意識。

 

還有其他的貢獻,還可進一步探討。

 

但外貿事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在社會輿論方面,往往被低估,造成一些不良影響。

 

第二部分 改革開放前30年的外貿狀況及國有外資企業

 

馬林靜:您從1953年進入中央人民政府對外貿易部,是新中國外貿發展的見證者,能否簡單談談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內中國外貿發展情況?

 

沈覺人: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連。改革開放前的30年,政治因素對我國外貿發展的影響很大,凡是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我國對外貿易就發展較好;凡是政治動蕩,經濟停滯後退,我國對外貿易也就停滯或下降,包括大躍進、經濟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都使我國對外貿易在艱難中前行。

 

在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期間,由於經濟穩定發展,對外貿易也是穩定中有發展。1953年的進出口額是23.68億美元,到1957年發展到31.03億美元,增長31%。

 

但是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出現了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等問題,蔓延到對外貿易領域,使對外貿易在1958年-1962年間出現嚴重的萎縮。進出口貿易額從1958年的38.71億美元,下降到1962年的26.63億美元,降幅達31%。後來經過三年的經濟調整,才得到回升。1965年的貿易額為42.45,略高於1958年。可見8年波動之大。

 

“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國對外貿易遭到嚴重破壞。由於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大肆攻擊對外貿易,污衊對外貿易部是“賣國部”,是“崇洋媚外”、“外匯挂帥”,使外貿工作處境十分困難。在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的支援下,才得以艱難維持。1966年的進出口額是46.14億美元,1970年是45.86億美元,五年徘徊、倒退。

 

1972年開始治理整頓,批判極左思潮,經濟情況有所好轉;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外交關係有了開展,對外貿易也開始有了起色,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再次引進一批大型成套設備,至1975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了147.51億美元,較1971年的貿易額增加兩倍。1978年的進出口額就達到206.38億美元。雖然今天看來,這個金額並不大,但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上,這是一個新高度!

 

從以上簡要情況可以看出,我國對外貿易走過的道路是多麼不平坦,對外貿易的發展,來之不易。

 

馬林靜:您能否談談國有外貿企業在我國外貿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其改革的歷程?

 

沈覺人:我國國有外貿企業歷來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主力軍,它在外貿發展中的地位,簡要説,有以下幾方面:

 

1,國有外貿公司是實現國家外貿發展的主要力量。國家每年的對外貿易任務,即進出口貿易任務,主要由他們完成,不論有什麼困難,他們都有強烈的責任心,克服困難,堅決完成國家給予的任務。

 

2,政治責任心強,努力配合國家的外交活動,開展進出口貿易,為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作出貢獻。

 

3,在經濟上,重視提高經濟效益,能在業務中精打細算,為國家增加收益,有的領導還批評過外貿公司的帳算得太精了,怕影響做生意。

 

4,對外業務的開拓創新方面,外貿公司能走在前面,開拓新市場,開發新産品,重視市場佔有率,重視與國外客戶建立長遠合作關係。

 

5,國有外貿公司有一支素質比較高、專業比較齊全的員工隊伍,並重視培養人才,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人才支撐。

 

6,國有外貿公司有一定的國際化眼光,能與國際大企業開展合作,建立合資、合作企業,實現互利共贏。

 

隨著國家整個外貿體制的改革,大量的各類進出口公司的涌現,對外貿易經營實體大批增加,原有的國家外貿公司經營的商品紛紛下放,面對新的形勢,各外貿總公司在對外經濟貿易部的領導下,一直緊跟中央和國家的部署,探索自己的改革發展路子。有的考慮搞“綜合商社”,有的研究搞集團化,也有的研究加強與國外企業合作,等等。

 

在對外經濟貿易部領導的同意下,1990年3月1日,中國化工進出口集團(中化集團)正式成立,這是外貿總公司改革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張勁夫國務委員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以資鼓勵。我代表外經貿部致辭祝賀。

 

後來,又陸續成立和重組了中國五礦集團、中糧集團、中紡集團和通用技術集團。

 

這些改革重組,都取得很好的業績,各外貿集團在國家外貿工作中仍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 關於復關談判和入世

 

馬林靜:在1986年7月10日,我國正式提出申請,要求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方地位,請問在遞交申請書之前,中國已經做了哪些準備工作?中國是在什麼背景或機遇下遞交了復關申請?

 

沈覺人:我國對復關問題,考慮是十分慎重的,因而準備工作也做得很充分。

 

早在1947年關貿總協定成立時,中國就是創始成員國。新中國成立後,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席位被台灣竊據,我國與總協定之間沒有了聯繫。

 

到了1971年,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根據慣例,關貿總協定按照聯合國的決定,驅逐了台灣。當時,周恩來總理要求外貿部和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國同關貿總協定的關係,提出對策。後來兩部經過認真研究,向國務院作了報告。這個報告認為,從長遠來講,我國參加關貿總協定對我政治、經濟上都是有利的。但當時的情況是,“文革”還沒有結束,經濟情況還不穩定,同時我們還是一個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對外貿易也有不少特殊做法,比如易貨貿易、記賬貿易等,與關貿總協定的要求差距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還不具備申請復關的條件,還需要進行改革,並認真研究,多做準備,觀察情況,等待時機,再行申請為好。國務院批准了這個報告。其後,我們做了很多調查研究,做好準備。

 

1982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外經貿部成立,當時有很多新任務,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復關問題。那時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在積極推進,情況與70年代初完全不同了。這時,由外經貿部牽頭,國務院五個部委聯合研究並向國務院作了報告,提出我國申請復關條件已基本具備,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準備,可選擇時機提出申請了。國務院很快批准了報告。我們對內、對外都積極開展工作,進一步做準備。

 

為什麼我們選擇在1986年7月提交復關申請書?這裡有一段故事。我們原來認為,在提交申請書時,必須同時提交我國的《貿易制度備忘錄》。因為這個《備忘錄》涉及我國經濟政治的方方面面,編寫這個《備忘錄》十分複雜,很費時間,要多個部門合作編寫,還要經過國務院批准,才能對外遞交,因此,什麼時候能完成《備忘錄》的編寫,沒有把握,也沒有定出一個時間表。我們一直認為,必須要等《備忘錄》編寫完成,才能與申請書一起對外提出。

 

1986年6月4日,我率團出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日內瓦召開的第33屆理事會。當時我的任務,除了參加會議,還要打聽我國復關的手續、步驟和其他情況。在走訪了多個國家駐關貿總協定的大使後,得到確切消息,復關申請書和《備忘錄》不是一定要同時提交的,可以先交申請書,《備忘錄》可在半年之內再交。這使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備忘錄》與申請書是可以分開交的,申請書可以先交,《備忘錄》可以後交。同時,為了參加烏拉圭會議,我們也需要在7、8月間提交復關申請書,以取得參會的資格。

 

我回國後,立即向國務院領導彙報,提出可調整提交申請書的時間,儘早提交對我有利,得到領導的同意。於是決定在1986年7月向關貿總協定遞交申請書,並委託錢嘉東大使在日內瓦提交申請書。後來我們按時提交了《備忘錄》。

 

馬林靜:中國遞交復關申請書後,對中國審查的重點是哪些問題?

 

沈覺人:在我國遞交復關申請書後,成立了中國工作組,有37個國家報名成為成員。這些國家對中國《備忘錄》審議時,前後提出了有關問題達2000多個,要求我們答覆,稱為答疑。

 

在各方提出的2000多個問題中,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1,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差距,是否能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

 

2,中國現在仍是計劃經濟體制,因此要有定期審議來保障改革符合總協定的義務,因而將來要有特殊保障條款,以對付不符合總協定的貿易措施,保障締約方的利益。

 

3,關於中國應增加貿易政策和貿易管理的透明度和統一性問題。

 

4,關於中國要減少和取消出口補貼問題。

 

5,關於中國在非關稅措施方面,尤其是補貼、進出口許可、數量限制、海關手續、國內稅費、國營貿易等方面,必須符合總協定的有關條款,否則關稅減讓談判沒有意義。

 

6,對目前中國關稅在調節進出口方面的作用問題的疑問。

 

7,關於承認中國現階段是否發展中國家問題。

 

這些是主要問題,還有其他一些問題。

 

馬林靜:1996年9月,中國參加了烏拉圭部長級會議,請談談當時參會的感想和收穫。

 

沈覺人:中國代表團7人參加了烏拉圭部長級會議,是各國中最小的代表團。我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引起各方的重視。因為在這樣的會議上發言,中國還是第一次。我參會的感想,簡單説有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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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沈覺人在關貿總協定締約國部長級會議上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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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沈覺人在烏拉圭會議大會上發言

 

一是感到我國要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必須走向世界,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合作,爭取良好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因而,復關是必要的、正確的。

 

二是我國當時雖然還是關貿總協定的觀察員,但因為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舉世矚目,因而各國都很重視中國的參與,有的國家甚至對中國的發展有些擔心。這説明,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三是我在關貿總協定的部長級會議上,以發展中國家身份作了正式發言,爭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呼籲給予發展中國家以差別和更加優惠的待遇,受到了各國的重視,特別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好評。我們堅持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是正確的。

 

關於參加這次會議的收穫,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我在大會的發言,表達了我國對新一輪貿易談判,即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立場,中國政府支援發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贊成新一輪談判的目標應該是進一步放寬和擴大世界貿易,加強和改進多邊貿易體制,更大地發揮關貿總協定的作用。中國希望能充分參與這一輪談判,為推動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和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作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在我的發言中還充分説明瞭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與各國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的願望。這是一次介紹我國基本政策的發言,使參會國家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國策增加了了解。

 

二,經過努力,並在友好國家的支援下,特別是加拿大的支援,克服各種困難,我國爭取到了全面參與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資格,即全面參與烏拉圭回合談判。這對於後來參加世貿組織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三,推動了我國復關的進程。在烏拉圭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與有關國家積極溝通,商討我國復關問題,取得進展,特別是中美之間進行的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突破了原來沒有直接交往的狀況,開啟了後來我國同有關各國商討我國復關的進程。

 

四,廣交了朋友,在烏拉圭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同各國代表團廣泛接觸,我同三十多個國家的貿易部長、經濟部長會見,商討發展經濟貿易關係,取得成果,並建立了工作關係,為後來的多雙邊貿易談判的開展,打下基礎。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還是很有意義。

 

烏拉圭會議舉行時,我國與烏拉圭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在烏拉圭我國也沒有新聞單位的人員,因此,中國代表團參加這樣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在我國的報紙、電臺和電視臺幾乎沒有報道,也沒有刊登照片,使幾十年後的人們感到不解。但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

 

由於我國對烏拉圭的經濟貿易政策的正確,外交工作的積極努力,也由於烏拉圭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工作,在會議結束後約一年半,1988年2月,中烏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為中國和烏拉圭關係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馬林靜:在復關談判中有關對中國經濟體制的質疑,代表團是如何答覆的?

 

沈覺人:中國代表團答覆各國的提問,不是輕而易舉的。一方面,我們沒有經驗,初次上陣,未免緊張。二是各方要求很高,很嚴格。所以後來有人稱這樣的答疑是一場考試。

 

對於各國提出的問題,我們在答覆時態度誠懇,實事求是,及時、完整地加以答覆,並按照關貿總協定的要求,在口頭答覆外,第二天還提供英文的書面答覆。有的問題比較複雜,當場沒有答覆的,在下一次會議上加以答覆。中國代表團的這種態度,受到各國的好評。

 

中國代表團人數不多,經費有限,住不起日內瓦的酒店,就住在外交部使團的招待所裏。大家工作非常緊張,天天晚上要加班到深夜。白天開會回來晚了,我們住的招待所已過了開飯的時間,我們又沒有很多經費可以到外面餐館去吃飯,就買一些麵包,大家隨便吃後就又工作了。代表團工作條件的艱苦,與現在無法比擬,這種刻苦精神,是很可貴的。

 

由於各國提的問題很多,內容很廣泛,涉及到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物價體制、稅收制度、海關體制、外匯管理、進出口管理等,很顯然,這些問題單靠外經貿部一家是很難解答好的。因此,我們根據問題的內容,邀請國務院有關部門派人參加代表團,如國家計委、國家物價局、國家稅務局、海關總署、國家外匯管理局、國務院法制辦等部門,都曾派人參與過代表團,使我們對問題的答覆,更全面、更準確。這是我們一項重要的工作經驗。

 

馬林靜:中國入世惠及本國和世界,但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是收穫,同時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請談一下對於中國入世代價的看法。

 

沈覺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黨中央、國務院經過充分調研,廣泛聽取各種意見後,作出的重大決策。中央認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有弊,但總體上是利大於弊,有利於我國改革開放政策更好的貫徹執行和融入經濟全球化。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要更好調查研究,採取適當措施,應對各種問題,爭取利大於弊。

 

關於入世的代價,簡單地説,就是我們要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減少和逐步取消非關稅措施,改革經濟體制。總的説,我們的權利和義務是平衡的,説我們為入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是言過其實。

 

我國入世的實踐,完全證明了黨中央、國務院決策的正確。我們履行了各項義務,享受了應有的權利,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按規則辦事,促使我國企業更好發展,更有競爭力,走向世界市場,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這是過去所不曾想像的。

 

馬林靜:2018年初美國發出聲音,稱“當年同意中國入世是錯誤的”,您能否回憶一下當時在復關談判中美國持的什麼態度?您對現在美國發出此言論有什麼看法?

 

沈覺人:美國在我國復關談判中的態度,我認為大體可分為幾個階段。一是積極推動階段,從1986年烏拉圭會議中美接觸開始,到1989年北京發生動亂為止。這一時期,美國經常以牽頭人的態度,提出建議和要價,協調和其他締約方的關係,對我國的復關要求,態度比較積極。二是帶頭制裁階段,停止接觸。在我國平息北京發生的動亂後,美國帶頭對我指責,並實行制裁,包括高級官員不見面、不接觸,使中美之間的復關談判全面中止。三是以1993年2月美國派代表團來華,重啟中美非正式磋商開始。當時我在香港工作,美國代表團到北京之前,先到香港見我,我同他們作了交談,批評了美國對我復關採取的錯誤態度,要他們與我國積極開展磋商。1995年1月1日,世貿組織協定生效,我國重新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已難以抵制,就以提高要價開始同我談判。直到1999年11月15日雙方達成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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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26日,美國關貿代表團到香港拜會時任華潤集團董事長沈覺人。左三為美國代表團團長紐柯克、左四沈覺人

 

由此可見,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是經過長期的艱苦談判,克服了種種困難,不僅與美國達成雙邊協議,還同其他36個國家達成雙邊協議,是十分慎重的國際談判。

 

今天美國人發出噪音,認為當年同意我國入世是錯誤的説法,是十分可笑的、毫無根據的。我國入世是完全符合世貿組織規定要求和程式,不存在任何錯誤。

 

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和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積極參與者、更是貢獻者。今天沒有中國的參與,世貿組織將失去重要的支柱。當然,隨著情況的變化,世貿組織本身也需要改革了。

 

習近平同志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和2018年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的講話,都強調了我國堅決支援和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繼續為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作出貢獻。

 

商務部處在對外開放和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第一線,我們要更加努力工作,以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

 

馬林靜:沈部長,您退休以後也一直跟蹤熱點,關注時事,也寫了回憶錄,您能否給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您這退休二十多年來的工作和生活的狀態?

 

沈覺人:我退休20年了,我從香港回來,第二年我就退休了。當時我回來以後,部的領導,還有原來已經離退的老部長們都跟我講,你還有精力,還可以幫助做一些工作。各位部長也提出不同的要求,譬如吳儀部長提的,石廣生部長提的,孫振宇部長提的,龍永圖同志提的,都不一樣,各方面都有要求。這些要求我歸納了一下,我能做的我要儘量的做,大體上我就是幫助發展中美經濟貿易,中國跟歐洲的經濟貿易,中國和日本的經濟貿易,中國和南韓的經濟貿易,這幾方面我做的事情比較多一點。現在終究年紀大了,這樣的採訪,除了你們貿研院等少數單位,其他我都不接受了。陳處長知道的,最近日本人要採訪我,講回憶中日經濟貿易的發展,我沒接受,每一次採訪我也要好好準備,也挺費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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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覺人著《往事如歌》書影,作者以親身經歷,回顧了60年來我國對外貿易事業一路走來的歷程和成就,深感過去的不易,更加珍惜今天的機遇

 

馬林靜:沈部長,我們的採訪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採訪。您辛苦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