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伊拉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一)歷史上伊拉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中國和伊拉克均為文明古國,但伊拉克古代文明發源較早,而雙方在某些文明領域具有相似之處。因此,西方曾有“中國文明西來説”,認為中國文明來自兩河流域,黃帝、中國彩陶和文字均來自巴比倫。這些觀點由於缺乏證據,後來漸漸不再被主流學者提起。但是,兩大文明從遠古就開始交往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在早期,兩河文明對中國文明的影響要更大一些。

 

古代伊拉克與中國距離遙遠,兩國之間的交往,是通過波斯、中亞和印度等仲介地區進行的。尤其是自從波斯帝國之後,伊拉克曾多次成為波斯的一部分,深受其宗教、文化的影響,因此中伊交往常常成為中波交往的組成部分。後來伊拉克又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部分,中伊交往又成為中阿交往的組成部分。

 

絲綢之路實際上在春秋時已開通,中國絲綢至遲在西元前5世紀後半葉已傳人波斯,西元前5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即提及當時波斯人對絲織品的喜愛。西元前127年張騫通西域,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也使中國人獲得了有關伊拉克的較為準確的資料。《史記·大宛列傳》寫道:“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條枝”(也作“條支”)即指伊拉克,源出波斯入對阿拉伯人之稱呼。西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遣副使到安息,安息使者帶犁軒眩人(魔術師)隨同抵達長安。

 

此後伊拉克成為波斯帝國的一部分,波斯帝國在其存續期間與中國當時歷代王朝存在較多的官方外交聯繫。如阿拉伯帝國強大之後,進攻波斯帝國,佔領波斯帝國的首都泰西封,波斯帝國末代國王逃至中國,向唐朝請求援助,但是由於路途遙遠等原因,唐朝僅給予了有限的支援。

 

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後,伊拉克重新成為西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也進一步推動了它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哈裏發曼蘇爾決定在巴格達另建新都,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他在踏勘城址時宣稱:“這裡有底格裏斯河,可以把我們和遙遠的中國聯繫起來。據《冊府元龜》、《新唐書》等記載,752-798年,阿拔斯朝共遣使節來華19次,後因吐蕃控制西域而中止。

 

在遼宋時期,遼國控制了西域,這促使宋王朝進一步依賴海上貿易,而遼國則以此開拓了與大食的關係。它與阿拔斯朝建立了三年一次的隊商貿易。1021年,遼聖宗甚至與巴格達哈裏發和親。西遼時有大批華人隨突厥人西遷,以致1259年《西使記》作者常德從和林去西亞時,驚奇地發現巴格達哈裏發後官裏有許多嬪妃是來自華北的漢人。

 

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建立後,中國與伊拉克均成為龐大的蒙古帝國的一部分,使中國與伊拉克進一步接近了。伊兒汗旭烈兀佔領伊拉克後任命的第一位巴格達總督,是一位中國將軍。這一時期中國人在伊拉克的建設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中國工程師還對兩河的灌溉設施進行了改進。伊兒汗國的歷代國王均接受元朝冊封,把中國的大汗視作上國,並使用漢文玉璽。1294年,王朝曾發行紙幣,上印有漢文“鈔”。交通的貫通也推動了雙邊貿易的發展,如1326年全年伊兒汗國與元朝的朝貢貿易就有5次之多。在文化上雙方交往也相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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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兒只斤·旭烈兀

 

孛兒只斤·旭烈兀(1217年—1265年2月8日),蒙古族,成吉思汗之孫、拖雷之子、忽必烈、蒙哥和阿裏不哥的兄弟,征服中東一帶,伊兒汗國首任大汗
鄭和下西洋後明朝宣佈海禁。海上貿易的控制權由中國人和阿拉伯人之手逐漸向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者之手轉移,中國與西亞阿拉伯地區的聯繫大大削弱。清朝時期受制于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中國與伊拉克的聯繫不多,雙邊關係主要限于中國穆斯林與伊拉克的一些民間交往和文化活動。

 

1942年3月,中國駐土耳其公使張彭春與伊拉克外長阿爾達瑪盧傑簽署友好條約,決定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1943年2月,雙方在安卡拉交換了批准文本。這樣,近代以來中伊兩個文明古國第一次建立了官方關係。然而,由於國民黨政府重歐美輕亞非的對外政策和世界大戰的進行,雙邊關係並無大的發展。

 

(二)1949年之後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新中國建立後,伊拉克君主政權奉行親英美的外交政策,繼續與台灣國民黨當局保持“邦交”,在朝鮮戰爭與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等問題上,都追隨美國的政策。1958年伊拉克爆發推翻君主制的革命,中國對此高度讚揚。革命發生後僅兩天,7月16日,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即致電伊拉克新政府外交部長賈邁爾,宣佈承認伊拉克共和國。7月18日,伊拉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斷絕同台灣的關係。8月25日,中伊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宣佈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到1959年9月,有8個伊拉克代表團訪華,3個中國代表團訪伊,兩國簽署了一系列友好合作協定。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受“左”傾思想的影響,相對忽視同中東國家政府間的關係,駐所在國(包括伊拉克)大使全部撤回。1969年,中國外交逐步恢復正常。1970年12月,中國重新向伊拉克派駐大使。

 

在1971年9月召開的第26屆聯大上,包括伊拉克在內的18國(後增至23國)提出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該提案以76票贊成的多數獲得通過。

 

70年代中後期,中國與伊拉克的關係取得了較大的發展,雙方多次進行高層互訪。

 

1975年7月,伊拉克副總統馬魯夫訪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分別會見。1978年10月,伊復興黨領導人阿明訪華,會見了鄧小平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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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主席會見伊拉克副總統馬魯夫

 

兩伊戰爭期間,中國與伊拉克和伊朗都保持著外交關係,因此中國對兩伊採取了嚴守中立、積極勸和的立場,在聯合國內外為早日結束戰爭做出了不懈努力,希望伊拉克和伊朗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領土爭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並全面佔領科威特,海灣危機全面爆發。在海灣危機爆發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政府對入侵事件深表不安,呼籲立即停止軍事活動,通過和談解決爭端。

 

1990年海灣危機爆發後,中國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中止了與伊拉克的經貿、軍事往來。海灣戰爭後,中國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石油換食品”計劃與伊拉克進行了一些經貿交往。

 

(三)21世紀以來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中伊雙邊關係受到影響。戰後,中伊關係實現了平穩過渡和發展。

 

伊拉克戰爭是冷戰後美國“單邊主義”和“新干涉主義”政策發展的頂峰,是一場重塑國際格局的局部戰爭,圍繞伊拉克戰爭的國際博弈也是一場圍繞國際秩序展開的複雜較量。在伊拉克戰爭前後,中國始終堅持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政治解決伊拉克問題,反對“先發制人”的單邊主義行為;同時又在本國力量和利益所及的範圍內進行斡旋與鬥爭,採取戰略明確、戰術超脫的靈活策略,在堅持國際道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既發揮了負責任大國應有的作用,又成功地實現了我國外交戰略的“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方針的辯證統一。

 

2004年7月,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復館,10月,兩國互派大使。2014年12月,中國駐埃爾比勒總領事館開館。2014年2月23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伊拉克,會見伊拉克總理馬利基、議長努傑菲,並與外長茲巴裏進行會談。2014年12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明訪問伊拉克。2015年3月,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訪問伊拉克並與伊總理阿巴迪、總統馬蘇姆、議長朱布裏舉行會談。2015年12月,伊拉克總理阿巴迪訪華。中伊雙方決定進一步提升雙邊關係水準,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拉克共和國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2016年3月21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明會見伊拉克庫爾德地區對外關係部負責人法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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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7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右)在紐約會見伊拉克外長賈法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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