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伊拉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一)歷史上伊拉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中伊兩國之間自古以來就存在較為密切的經貿關係往來。中國的玻璃製造始於西元前9世紀,併為鉛鋇玻璃。這一技術起源於伊拉克北部的亞述地區。在春秋戰國出土文物中,有700余件玻璃珠,其中多為風格別致的蜻蜒眼式圓珠,這種紋飾不見於商周玉石器和春秋時中國自製玻璃珠,而是來自波斯。1977年在中山王陵(中山國源於草原民族)中出土了具有中東風格的錯銀雙翼銅神獸、錯金銀神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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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中山錯銀雙翼神獸

 

中國絲綢至遲在西元前5世紀後半葉已傳人波斯,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即提及當時波斯人對絲織品的喜愛。西元前127年張騫通西域,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也使中國人獲得了有關伊拉克的較為準確的資料。

 

1968年在河北滿城陵山劉勝墓中出土的鎏金虎座形飾具,均係西亞同類獅形雕塑器皿的倣作。蘇美爾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空侯(豎琴)的民族,古巴比倫人又發明瞭角形豎琴。漢代中國已有臥式和立式角形空侯(又作“箜篌”),可能分別經由柬埔寨和波斯傳人,空侯一詞大概借自吐火羅語。漢代另一種樂器琵琶,也是發源於兩河流域,後傳人波斯和西域,再進入中國。

 

在絲綢之路上,伊拉克處於一個樞紐位置。它東接來自中亞、波斯的商路,西去商路通往敘利亞、土耳其和埃及,南邊則通過巴士拉建起海上絲綢之路。位於絲綢之路上的伊拉克商業重鎮有斯賓(泰西封)、斯羅(塞琉西亞)等。據著名的阿拉伯史學家麥斯歐迪記載,唐以前就有中國船隻航行至希拉港,與當地人進行貿易。絲路貿易的鉅額利潤使有關國家為此展開了激烈競爭。西元97年,東漢班超派甘英出使羅馬(大秦),抵達波斯灣邊,當地人以風浪險惡為由勸阻,甘英遂中途而返。實際上,帕提亞(安息)此舉的目的在於阻止中國直接與羅馬貿易,而由自己操縱利潤巨大的絲綢仲介貿易。為此,它制定了很高的稅率,也多次擊退了東進的羅馬人。

 

伊拉克在波斯化之後,于西元6世紀左右又開始了新的伊斯蘭化和阿拉伯化,這一過程的開始基本上與中國唐代的建立同時。雙方都進入了對外交往空前活躍和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兩國的交往空前密切,形式更加多樣。

 

作為雙邊交往重要渠道的貿易發生重大變化。首先,交易商品的內容更加多樣,其中中國向伊出口商品中包括了大量瓷器、茶葉、紙張等類商品;中國的制瓷、養蠶、造紙工藝傳人伊拉克,産生了深遠影響。其次,海上絲路崛起成為重要的貿易渠道。唐中期以後,因吐蕃人據西域及陸路貿易不穩定、中國西部遠離商品産地等原因,海上貿易逐漸興盛,廣州、揚州和泉州成為中國對阿拉伯通商的主要城市,而伊拉克的巴士拉則成為波斯灣的大港,中國商船由此可直抵巴格達。以致巴士拉被稱為“中國海港”,而巴格達還開設了專賣中國商品的“中國市場”。

 

唐宋時期中伊文化交往與過去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更具有平衡性,即中國文化對伊拉克的影響大大加強了,尤其是在技術方面,如陶瓷製造、火藥與火器、絲織及造紙術等等。這一時期,西亞的醫藥、天文學、宗教和文學等等也大量傳入中國。

 

元朝時期中國與伊拉克同為蒙古帝國的一部分,雙方的經貿往來更為頻繁。西亞原來一直使用白銀作為主要貨幣,而中國則使用銅錢作為主要貨幣。元朝時期,大批西亞商人來華,推動中國的貨幣體系向白銀化方向轉化。

 

晚清民國時期,大批伊拉克猶太人來華經商。來自伊拉克的沙遜家族、哈同和嘉道理家族不僅在駐華猶太商界,而且在駐華西方商界中也佔有顯赫位置。其中,沙遜家族主要從事鴉片、棉織品、軍火貿易及房地産、金融、製造業業務,是匯豐銀行的發起人之一;到1940年,伊利亞斯·沙遜的全部資産達40億法幣,其實力超過英商怡和洋行和英美煙草公司。巴格達人哈同(1849-1931年)于1873年來到上海,原為沙遜洋行職員,後自辦洋行,從事鴉片貿易、房地産業和高利貸,成為巨富,一度是上海灘的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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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孫中山與哈同等人的合影

 

(二)新中國成立後伊拉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1958年中伊兩國建交後,雙邊經濟往來不斷發展。1959-1975年,兩國共簽訂了11項經濟方面的協定。

 

雙邊貿易開始於1959年。到1962-1964年,中伊貿易佔中國對中東貿易的20%,而中國從伊拉克的進口僅佔中國對伊出口的1/4到1/2,儘管中國是伊拉克椰棗的主要進口國之一。1970年,中伊貿易總額為2206萬美元,其中中國向伊出口1752萬美元,從伊進口454萬美元。

 

1974年,中國開始進口伊拉克石油;1978年,兩國貿易額為12587萬美元。中國在伊承擔了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方面的援建項目。到1985年,中國公司共簽訂承包、勞務合同444項,總金額為15.3291億美元,佔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勞務合同總額的30.8%;1985年底,在伊中國勞務人員為20895人。因此,伊拉克是中國開展對外承包和勞務合作以來簽約金額最大、派出人員最多的國家。2002年,兩國貿易額為5.17億美元,中方順差3.25億美元。同時,長年戰爭也使中國企業受到影響。從1986年到1990年7月,伊方共欠中國貿易和承包勞務款約10.87億美元,而中建公司、中國路橋集團在海灣戰爭中都有大量工程欠款。

 

伊戰結束後,中國公司積極參與了伊拉克的經濟重建,中國迅速向伊拉克的經濟重建提供援助並提出相關建議。在2003年10月的馬德里援助伊拉克重建會議上,國際社會決定設立援助伊拉克重建基金,而中國承諾向伊提供2500萬美元的無償援助。由於西方國家的排斥,中國是通過雙邊渠道來參與伊拉克重建的,中國的參與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歡迎。由伊拉克石油部和中國商務部擔任聯合主席的中伊聯合委員會負責兩國的貿易和科技合作等事宜,委員會于2001年舉行了第一次會談。

 

2004年12月,兩國官員在巴格達簽署了中國為伊培訓電力運作維修和管理人員的換文,中國政府為此提供3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2006年8月,中伊在巴格達簽署一項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根據協定,中方將在承諾的2,500萬美元無償援助項下,向伊提供一批技術設備。2007年6月,伊拉克總統塔拉巴尼在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中伊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及教育、衛生等領域合作協定和減免伊方政府債務備忘錄等合作文件。

 

中方援助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專業人才培訓,包括經濟管理、電力、外交、石油、掃雷等各類人才。截至2007年6月,已為伊拉克舉辦9批共210人的雙邊培訓,另有近30人的多邊培訓。

 

同時,隨著兩國關係的發展,雙邊貿易不斷升溫。2004年1-10月,中伊外貿總額超過4億美元,基本恢復到了戰前水準。與戰前相比,中伊經濟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即貿易規模迅速擴大,能源的地位上升,中國從貿易順差變為逆差,而中國公司的投資從一般製造業和建築承包轉向能源和高層次的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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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家中國餐館在巴格達開張,店主來自中國雲南。這家中國餐館的開設,曾被西方媒體稱為伊拉克經濟復蘇的標誌

 

【雙邊經貿關係】1981年5月,中、伊簽訂貿易協定,成立貿易經濟技術合作聯委會。2016年4月在北京召開了中伊第十三屆聯委會會議。並於2007年、2011年1月、2011年7月和2015年12月分別簽署4份中伊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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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7日,中國商務部錢克明副部長與來訪的伊拉克工業與礦業部顧問哈米德共同主持召開中國—伊拉克經貿聯委會第13次會議

 

【雙邊貿易】1990年海灣危機爆發後,中國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終止了與伊拉克的經貿往來。1996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啟動,中伊在該計劃框架下恢復了經貿交往。2003年,受戰爭影響,中伊雙邊貿易額大幅下滑,此後逐步回升。據中國海關統計,2015年兩國貿易額為205.9億美元,同比下降27.8%。其中中國出口額為79.1億美元,進口額為126.8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2%和-38.9%。伊拉克是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對伊拉克出口商品主要類別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工程機械、石油設備、電力設備、通訊設備、家電産品以及紡織服裝。中國從伊拉克進口的主要商品為原油,2015年中國從伊拉克進口原油3210.6萬噸,同比增長12.3%。2016年,中伊貿易額達182.1億美元。中國從伊拉克進口106.5億美元,出口75.5億美元。其中進口原油3621萬噸,佔原油進口總量近10%。中國在伊拉克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達55.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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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伊投資】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當年中國對伊拉克直接投資流量1231萬美元。截至2015年末,中國對伊拉克直接投資存量3.88億美元。在伊主要中資企業有中石油、中海油、綠洲石油公司、上海電氣、天津電建、蘇州中材、中建材、中國交通建設、葛洲壩、中地國際、中曼石油、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川鋼鐵公司等30余家。主要從事油田開發、電力建設、基礎設施建設、通訊和建材等行業。

 

【承包勞務】中國對伊拉克的承包工程合作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80年代後,伊拉克成為中國海外承包項目和勞務的重要市場。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中國企業在伊拉克新簽承包工程合同192份,新簽合同額28.90億美元,完成營業額39.77億美元;當年派出各類勞務人員7387人,年末在伊拉克勞務人員10584人。新簽大型工程承包項目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承建伊拉克格拉伕油田水管理系統項目;中國石油集團長城鑽探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伊拉克3+6口井鑽井;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伊拉克華事德運作維護系統等。

 

【貨幣互換協議】目前中伊尚未簽署貨幣互換協議。

 

(三)與中國簽訂的經貿協訂

 

中國與伊拉克尚未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
  中國與伊拉克尚未簽署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中國與伊拉克暫沒有簽署其他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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