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

 

中俄兩國關係史大約有400多年。中俄關係的發展中曾出現一些戲劇性的歷程——相互間的疏遠、爭吵甚至局部武裝衝突,但這些按照歷史的標準來講還是比較短暫的,從整體上看,兩國關係史仍可定義為一個和平共處的歷史,一個尋求相互理解、擴大合作渠道的歷史,一個有著建設性對話以及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為世界和平與安全和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而奮鬥的歷史。在中俄關係史上,兩國之間有許多相互幫助和在精神上相互豐富的時期;兩國不僅是為自己的國家、而且是為全世界來共同尋求建設一個更為公正的國際秩序。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和人民曾共同努力把全人類從法西斯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近代歷史上中俄(蘇)關係的分與合

 

1、中俄(蘇)兩國的結盟

 

中俄兩大民族交往關係源遠流長,在近百年的中俄關係史上,中俄曾三次結盟,這三次盟約是中俄兩國分別在1896年6月3日簽訂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規定:“日本國如侵佔俄國亞洲東方土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應立即照約辦理。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締約國擔任協同其他聯合國對日本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為止。締約國擔任在此次戰爭中,彼此互給一切必要之軍事及其他援助與支援。”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樣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相互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從以上三次盟約的最基本內容可以看出,中俄兩國之間對來自威脅雙方安全的外部侵略,不是相互給予一般性地支援、同情,而是將所有能調遣的“水陸各軍”、“盡行派出”,“彼此互給一切必要之軍事及其他援助與支援”,“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縱觀三次同盟的宗旨,可以肯定地説,都是毫無保留的軍事政治同盟。中俄兩國在近50餘年時間內,三次結為軍事、政治同盟,在世界近代國家雙邊關係史中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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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誼海報

 

20世紀20年代,蘇聯與中國國共兩黨先後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造就了轟轟烈烈的以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為主要目標的中國大革命。反帝鬥爭是中俄兩大民族的共同需要,超越了黨派利益和意識形態的範疇。大革命期間,中俄兩國的真誠合作,使兩大民族成為真正的朋友,結下了深厚友誼。這對兩國和兩大民族後來關係的發展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中俄兩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利益上的一致性,將中俄兩國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從1949年到50年代末,大約10年的時間,這是中蘇結盟的10年,也是中蘇關係比較友好的10年。在這10年中,蘇聯在各方面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給予了很大的支援和援助,為新中國恢復與發展自己的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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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收到毛澤東主席的熱烈歡迎。圖為毛澤東與伏羅希洛夫熱烈擁抱

 

2、中蘇關係的分裂與對抗

 

(1)20世紀20年代的中蘇對抗

 

20世紀20年代中蘇國家關係和黨際關係交錯。中國軍閥和蔣介石政權對蘇維埃政府懷有敵意;而蘇聯政府對華實行的悖反政策更加深了中蘇關係的裂痕。在國家關係方面,蘇聯先是一邊與北京政府談判建立外交關係,一邊與孫中山聯繫,支援國民黨;後又大力支援國民革命運動,推翻北京政府,打倒奉系軍閥張作霖,主張建立有工農社會基礎的親蘇政權,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在黨際關係上,蘇聯重國民黨,輕共産黨,但出於共同的信仰和實現世界共産主義的最終目標,卻又把共産黨看作是自己人。這種“雙重標準”最終導致了20年代蘇聯對華政策的失敗。

 

(2)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國的對抗

 

不可否認,蘇聯在幫助中共建黨、制定並實行反帝統一戰線政策,推動第一次革命高潮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提供了寶貴的人力、智力和財力支援。但兩黨關係很不平等,實際上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中共通過共産國際接受蘇聯黨的思想指導和組織領導,黨的決議和內部許多事情須向莫斯科報告,蘇聯黨和共産國際經常就中國革命和中國黨的問題作出決議或指示,對中國黨及其領導人頤指氣使,將錯誤主張強加於中國的事時有發生,因此,中蘇兩黨關係一開始就不無芥蒂。

 

中蘇兩黨、兩國的分歧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兩國關係走向破裂。60年代中蘇關係的分裂、對抗主要圍繞中蘇大論戰和邊界問題展開。意識形態分歧導致國家關係破裂,兩國關係惡化,使邊界問題凸顯。伴隨著中蘇關係惡化,兩國邊界矛盾也急劇升溫。1960年8月中蘇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爆發邊境衝突後,兩國之間邊界糾紛不斷。1960-1964年,理論紛爭和利益衝突引發兩國大論戰。1969年10月20日,根據兩國總理在北京達成的協議,中蘇雙方重新開始邊界談判,到1978年這場談判無果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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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島自衛反擊戰——1969年3月,蘇聯軍隊幾次對黑龍江省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珍寶島實施武裝入侵,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在珍寶島擊退蘇聯軍隊

 

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名存實亡。這也給中蘇美三角關係帶來新的變化,中美兩國客觀形成了共同的戰略利益。毛澤東調整中國對外戰略,由反美反蘇到聯美反蘇。中美兩國都看到了這一歷史契機,雙方積極努力,1972年尼克松訪華。毛澤東先後於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提出“一條線”和“一大片”戰略思想(“一條線”是指中國、美國、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等大致處在同一緯度的各國,“一大片”是指亞非拉國家)。從維護中國安全利益出發,促動國際力量的重新組合,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對付“北極熊”——蘇聯。

 

1979年4月3日,中國決定不延長1980年4月11日期滿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於當天照會蘇聯政府,建議中蘇進行國家關係談判。直到1985年前,中國一直不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1978年蘇聯支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蘇聯直接出兵阿富汗,中美扶持塔利班進行反對蘇聯的戰爭。蘇聯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在中越對抗中支援越南。

 

(3)中蘇關係的正常化

 

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大約10年的時間,這是中蘇關係從對抗到緩和直至全面正常化的一個極為複雜的時期。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群眾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改變了蘇聯長期堅持的對華政策,但言語中仍然把中蘇關係惡化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中國方面。直到198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以及戈巴契夫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講話之後,蘇聯的反華政策才出現了質的變化。蘇聯表示願意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級別上同中國認真地討論建立兩國的正常關係,原則上同意按主航道劃分中蘇界河上的邊界線以及從阿富汗、蒙古撤軍等,這為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增添了新的動力。

 

中國為中蘇關係的正常化也做出不懈的努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之後,中國將對外政策進行了全面調整,其中對蘇政策發生了三個重要變化。第一,雖然必須嚴厲批判蘇聯的對外政策,但不再公開批評蘇聯的國內政策,實際上承認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表明中國對蘇聯的社會性質的看法發生了改變。第二,中共十二大明確指出,中國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發展友好關係,這一外交方針與過去以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為主的政策明顯不同。第三,鄧小平同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對今後的世界形勢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估計,確認本世紀內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世界和平經過努力是可以維護的,並在此基礎上,做出了單方面裁軍100萬人的重大決策,其中也包括減少在中蘇邊境地區的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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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中蘇兩國領導人的高級會晤,標誌著中蘇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

 

在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開始有所緩和,並出現了良好的改善關係的跡象。1989年5月15日至5月18日,戈巴契夫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鄧小平在會見戈巴契夫時首先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佈中蘇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經過磋商,雙方在友好、誠摯的氣氛中簽署了中蘇聯合公報,指出中蘇關係正常化不針對第三國,不損害第三國利益。這就形成了既不同於50年代的那種結盟,更不同於60年代到70年代那種對抗狀態,而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睦鄰友好的正常的國家關係。

 

(二)蘇聯解體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

 

※“俄羅斯與中國當前的關係是新興大國關係的典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已成為維護地區以及全世界安全和穩定的重要保障之一”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告解體。1991年12月27日,中國政府以簽署《會談紀要》的方式與俄羅斯建立了外交關係。俄羅斯以前蘇聯法定繼承國的地位重申將信守前蘇聯同我國簽署的所有條約和義務,繼承和發展近一個世紀以來中蘇關係發展的積極成果。至此,兩國順利地實現了由中蘇關係向中俄關係的歷史性過渡。在葉利欽任期內,中俄關係實現了平穩過渡和穩步發展,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安全等各個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入,卓有成效。

 

1994年9月2日至6日,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訪問俄羅斯並與葉利欽總統簽署《中俄聯合聲明》等重要文件,把中俄關係推向了“新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這次最高級會晤,使得兩國相互信任得到了增強,兩國關係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得到推進。1996年,“中俄關係步入全面、深入發展的新階段”。1996年4月,中俄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俄聯合聲明》。《聲明》宣佈,中俄兩國“決心發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6年4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中俄雙方宣佈建立平等、互信、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6年6月24日至26日,葉利欽再次訪華,雙方共同宣佈建立“平等、互信、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這年起,中俄兩國又達成了包括決定建立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在內的雙邊關係和國防問題等廣泛的戰略共識和重要協議。1997年11月9日至11日,葉利欽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一致表示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全面推向21世紀,並正式宣佈中俄東段國界勘界工作已經全部完成。兩國還簽署了《中俄聯合聲明》等8份文件,進一步發展經貿合作的協定。

 

1999年12月9日至10日,葉利欽總統應邀訪華。江澤民主席與葉利欽總統簽署《中俄聯合聲明》,確定了雙方對保持全球戰略穩定的基本問題的立場;簽署關於共同利用中俄邊界地段個別島嶼及其附近水域的協定。

 

2000年7月18日至19日,普京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18日,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普京總統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北京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

 

2001年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援、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訪問俄羅斯,兩國元首就中俄全方位合作達成重要共識,確定了今後一個時期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和合作重點。

 

2014年5月,普京總統訪華期間同習近平主席簽署《中俄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將中俄全面、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更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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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開始訪問俄羅斯,並出席即將舉行的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週年慶典。圖為俄羅斯政府在機場舉行歡迎儀式,習近平檢閱俄羅斯三軍儀仗隊

 

當前,中俄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兩國高層交往頻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訪的慣例,建立了總理定期會晤、議會合作委員會以及能源、投資、人文、經貿、地方、執法安全、戰略安全等完備的各級別交往與合作機制。雙方政治互信不斷深化,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發展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援。積極開展兩國發展戰略對接和“一帶一路”建設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務實合作取得新的重要成果。兩國人文交流蓬勃發展,世代友好的理念深入人心,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與友誼不斷加深。中俄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保持密切戰略協作,有力維護了地區及世界的和平穩定。

 

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立場相同或相近,保持密切溝通和合作。共同推動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建立了金磚國家、中俄印、中俄蒙合作等機制,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等共同參與的多邊機制框架內進行有效協調,就維護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聯合國改革、打擊恐怖主義、毒品走私等全球性問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2016年12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指出,作為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俄未來將繼續積極與中國發展各領域合作,共同應對全新威脅與挑戰,在國際組織和多邊機構中開展合作,解決全球和地區問題。

 

2017年7月習近平主席訪俄期間,兩國元首簽署併發表《中俄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雙方外交部發表《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聯合聲明》,闡述共同立場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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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與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舉行中俄總理第二十二次定期會晤後,共同會見記者並回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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